傅瑩：邁入2019，世界處於選擇關口

【文/ 傅瑩】

歷史即將翻過2018年這一頁。這一年見證了世界的很多變化，各種矛盾集中暴露。12月我在歐洲訪問，一個直觀的印象就是有點兒“亂”。德國進入政治轉換的階段、法國的改革舉措與公眾情緒的碰撞導致社會動盪、英國深陷脱歐困境，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一位英國學者説，西方的制度失去效能，將有一段較長的調整期。

歐洲的現象正是2018年全球激盪與分化的一個表現。一方面，冷戰後高歌猛進的全球化進程似乎開始動搖，令人擔心是否會由此而退潮，甚至逆轉。另一方面，大國競爭尤其是中美矛盾再度成為世界主要議題，各主要力量之間的利益和價值分歧變得尖鋭，國際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下降。全球化和大國關係何去何從，牽動世界的視線。

當地時間2018年12月22日，法國，“黃背心”示威持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不禁令人想起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尼克拉斯·鮑伊從歐洲的角度總結出的一個規律性歷史現象，在過去的500年每個世紀的獨特風格都是由第二個10年發生的事件決定的，例如歐洲的30年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鮑伊在2011年就提到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以及世界權力格局變動所帶來的衝擊，認為可能會構成21世紀的主要風險。現在時間來到2018年末，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鮑伊近乎宿命的預言是否將再次應驗？

如果用一個詞描繪即將到來的2019年，“選擇”可能比較合適。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在經歷了充分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乃至世界各國的選擇無疑會影響未來的歷史軌跡，也會對21世紀的發展方向產生影響。

全球化該走向何方

全球化面臨重要選擇：是堅持大方向和改善全球治理？還是拋棄全球化，退回各自為政的隔絕狀態？

不可否認，全球化成績斐然，但並不完美。例如，經濟全球化一方面使得生產要素在全球層面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帶來生產規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和更加廣泛的財富增長。另一方面，其負面效應也日益顯現——從貧富差距拉大，到金融監管缺失、治理改革滯後。一些不發達國家仍處於國際分工低端，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一些發達國家內部也嚴重分配不均，中產和中產以下階層的人抱怨沒能從財富的增長中獲益。對全球化的質疑既來自精英階層，也來自普通民眾。

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的全球化設計是一種綜合性進程，還包括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內容。美國等發達國家試圖用西方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一統世界，不惜動用政治、軍事手段強行介入、改造他國制度，這樣的做法不僅效果不彰，還帶來大量後遺症。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其新著《論大戰略》中談到，戰略應是目標與能力的協調，不能固執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標。美國以推廣政治民主制度為目標的對外擴張甚至戰爭，持續消耗其財富，透支了國家的能力和聲望。

安全挑戰也出現全球化的趨勢，由於世界缺乏維護共同安全的共識和手段，無論是對傳統安全風險的防範，還是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應對，都顯得捉襟見肘。

人們開始反思全球化，甚至有人認為可以拋棄全球化，但有什麼替代方案嗎？全球化的對面是什麼？現在可以看到的是碎片化，是更多的無序和混亂。

中美關係面臨重構

中美關係同樣面臨困難的選擇：是緊張輪番升級，相互“脱鈎”，走向全面對抗，進而導致世界再度割裂？還是繼續在同一經濟體系內謀求共存共贏，相互調整，重歸合作軌道？

中美關係將是影響全球化進退的關鍵之一。2018年，中美關係下滑的速度超出人們想象，緊張氣氛正從貿易外溢到其他領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美國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使然，與美國對外關係中利益失衡不無關係；同時，中美力量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觀察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過程，如果用360度的圓環來描繪整個週期，從美方的觀點看，前半個180度的調整已經完成。也即經過數年爭論，美國對華看法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學界和朝野一致認為，過去40年對華接觸和兩面下注的政策難以為繼，必須改變。然而，後半個180度，也即向什麼方向調整，卻還看不清楚。如果現在問美國人，什麼是新的對華政策和戰略，可以聽到五花八門的説法。預期新政策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可能要在對各種事件和問題的處置、在與中國的互動過程中，逐步形成。

當然，這“後180度”並非空白，一些新的主張和政策傾向已露出端倪。梳理一下看，大致有三種趨向：最糟糕和陰暗的意圖是將兩國關係引向全面對抗，也即人們常議論的“新冷戰”。這原本是極少數人的聲音，但最近其影響擴展得很快。美國副總統彭斯講話的調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傾向。第二種是脱鈎的企圖，也即將中國排斥出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最近美方採取的打壓中國高新科技企業和人才以及限制留學生的措施，就反映了這樣的意圖。第三種，也是擺在枱面上的是美方挑起的“貿易戰”和相關要求。2018年美方兩次對中國高達250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徵高關税，刺激中方採取相應措施，這種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已給兩國和世界經濟秩序乃至信心造成打擊。

最近基辛格博士訪問北京時，我問：“對當前中美關係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中美交往40年關係起起伏伏，折騰之後總能回到正常軌道，如同鐘擺效應，現在仍是這樣。另一種認為中美關係是範式性的轉變。您怎麼看？”基辛格話講得很委婉，但結論清楚：“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了。”他講到40年來中國的發展和兩國的交往，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中美可能需要在一個新的層面探索新的交往方式。

是新的方式還是範式，它們將是什麼樣的，又將會如何構建？現在恐怕還沒有雙方都認可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在各個層面和各種問題上的交鋒、博弈，乃至合作、交往，都會作用於這個構建過程。

中美應避免全面對抗

中國人不應也不會選擇對抗和脱鈎，更不贊成世界放棄經濟全球化，走向隔絕和分裂。中美應在完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解決分歧，而不是訴諸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用裂解全球化的方式蠻橫處理矛盾和分歧。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美也將迎來建交40週年。兩個40年的重疊不是巧合，顯示了中美關係的成長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同步的，也與經濟全球化浪潮相伴而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有中美合作的貢獻，而美國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和獲益者。

爭論誰吃虧誰佔便宜了，可能是無休止的，關鍵是以什麼態度面對分歧，用什麼辦法走出困境，最終需要做出理智和符合潮流的方向性選擇。習近平主席與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峯會期間的會晤為此指出了路徑。

習主席説，合作是中美雙方最好的選擇。雙方要把握好中美關係發展的大方向，推動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特朗普總統表示，美方願同中方通過協商增進兩國合作，並就雙方存在的問題積極探討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方法。

中美關係站在一個關鍵的當口，兩國的選擇不僅會展現在國際層面，也必然會體現在國內層面，不僅要對彼此的經濟、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也關係到兩國和世界的命運。相信其他國家也希望中美兩國都能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中美關係走勢將對世界局勢產生影響。圖片來源：東方IC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霸權的式微是一個時代性必然，中國作為正在成長中的大國，體現出定力和智慧，避免被捲入下墜的渦流。面對美方挑起的各種對抗性利益摩擦和衝突，中方採取的是冷靜分析和拆解應對的策略。在政治上，中方絕不能接受美方否定和改變中國製度的企圖，對關係到國家制度、價值觀的差別，雙方可以坦誠交流，傾聽對方，和而不同。在社會層面，中方努力提升國際傳播的意識和能力，更多提供中國信息，讓外界更好地瞭解在中國發生着什麼、解決了什麼問題、還存在什麼挑戰，避免那些對中國的不實指責繼續氾濫。而美方提出的一些合理的具體要求和問題恰也是中國下決心通過深化改革開放要解決和完善的，雙方正在本着相互尊重和諒解的原則談判尋求共識。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美競爭或許不可避免，但雙方應能避免最壞的全面對抗情況的發生。兩國需要重新確立適應彼此實力對比的新基點，用旨在加強戰略穩定、戰略安全的溝通以及在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協調，展現出兩國關係的時代作用。中美可以開展合作的領域仍有很多，比如氣候變化、醫療衞生、打擊跨國犯罪、防擴散、網絡安全、外空利用等。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也可以成為中美乃至世界各國的聚合因素，一個很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維護新技術開發背後的人類道德本能，不要讓新技術成為對抗的工具。

人類即將邁入2019年。今天的選擇將成為明天的歷史，而過去的歷史也會影響到今天的選擇。20世紀曾是一個充滿戰爭與對抗的世紀，人們不希望這段歷史重演，這取決於當下如何選擇。今天的中國面對更嚴峻的考驗，須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中國既需要通過對話協調，也需要通過必要的鬥爭和競爭，努力與美國構建新型的良性互動範式。中國還需要與各國一道努力，改進和完善全球治理，確保經濟全球化不偏離合作、包容的軌道，現行國際體系不重返分裂、對立的局面。儘管當下的世界充滿憂慮，但中國不會放棄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大勢的努力，唯此才能推動人類邁向命運共同體。

（作者為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本文刊登於《參考消息》2018年12月28日第11版特別報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