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偉：2018年的國際形勢，世界體系新起點

【文/黃仁偉】

當前國際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複雜趨向，如何看待2018年乃至今後幾年的國際形勢走向，筆者提出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2018年中美關係將面臨比較嚴重的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是負面的，而非朝向建設性方向。核心不是中美潛在的軍事衝突，而是經濟對抗，對此，美國是有備而來的。2017年底出爐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無論涉及什麼領域的問題，甚至價值觀領域，其實都在講經濟問題，都和經濟相關。美國認為中國對美國經濟的“侵略”已經威脅到美國核心的安全利益。所以中美之間很可能會出現貿易戰，不管是大規模、中規模還是小規模。這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中美在經貿領域要發生一次真正的貿易戰。我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有備無患，這樣它真打過來時，受衝擊的力度才會小一些，才能經得住打擊。

第二，就是美國在戰略上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為了這個定位，美國會有一系列政策跟進，比如對中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交往的各種限制，會出台全面的政策雛形。中美之間一些過去認為比較好溝通的問題，現在都非常難了。當然，這還不叫“修昔底德陷阱”，還沒到那個程度，但是氣氛被嚴重地破壞了。本來可以商量、討論的事，現在門被關上了，四個大機制下面的幾十個小機制都被關掉了。這不僅會影響中美關係，也會影響地區安全和全球治理。

由此而來，美國現在叫“印太”的地區會發生地緣政治上的結構性變化。具體有兩個層面上的變化，一個是我們已經熟知的那些熱點，就是朝鮮半島、台海形勢、南海形勢，還有一個小“點”是馬六甲海峽通道問題。然後就是美日澳印的準聯盟，美國要把更多的印太國家拉入這四國聯盟。這是一個不那麼固定的聯盟，他們也叫夥伴，但是這個夥伴有比較多的含義。所以能不能破解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聯盟的企圖，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戰略挑戰。不能等到它建完了，我們再想辦法把它分解掉，而是要在它們成事之前做工作，因為一旦建成了再作分解，代價就太大了。

第三，俄羅斯同歐洲、同美國的關係進入了調整期，或者説進入了一個“間歇期”。美國把中國作為頭號對手之後，俄羅斯明顯地感到輕鬆了許多。它從敍利亞撤軍，也是這個動作的一部分。在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問題上，美國也有可能會鬆動一下。實際上這個動作在特朗普上台初期就想搞的，但是因為“通俄門”事件，逼得他不能有所動作。他一定還是會和俄羅斯進行交換，即如果我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鬆動，你會給美國什麼？那就是俄羅斯減少對中國的配合。這是對中國巨大的壓力，比如説我們過去在黃海、日本海甚至東海和俄羅斯進行的聯合演習，現在俄羅斯不搞了，或減少了。雖然俄羅斯在經濟上對中國有所求，但在安全上能不能還像以前那樣配合中國，這是一個問題。美歐俄這個三角和美中俄這個三角，都可能出現調整。

第四，中東形勢複雜化。中東形勢由於俄羅斯撤出，矛盾發生了變化，成了土耳其同美國的矛盾。土耳其堅決要打掉庫爾德獨立運動，而美國實際上要建立庫爾德國家，由此造成了美國同盟國在庫爾德問題上的鬥爭，這件事比原來大家一起打“伊斯蘭國”（IS）要複雜得多。當然，美國還是要朝着推翻阿薩德的方向走。

所以俄羅斯撤出以後，敍利亞的內部鬥爭加上土耳其和美國的鬥爭，形成了一種新的中東鬥爭形勢，它是局部戰爭的形態，不是小打小鬧、對恐怖分子的一次性打擊。這樣會使中東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伊朗、沙特是否會捲進去，以什麼樣的方式捲進去，都將是很複雜的問題。

以色列已經向中國提出一個新的要求，就是希望和中國一起討論中東問題及地區秩序。如果美國退出，或者減少在中東的責任，以色列感到它的安全是有問題的。所以能不能和中國合作，正在成為以色列在這個地區獲得安全的保證之一。但我們怎麼跟以色列合作，這個需要認真思考，因為我們有一大批阿拉伯朋友。中東會出現一個大變局，不能小看，這個大變局也會影響歐洲，甚至東亞。

第五，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的變化。我認為下一步國際秩序中的核心是國際經濟規則之爭。美國要改變WTO規則，或者要在WTO範圍內對中國進行重新規範。很大程度上世界經濟的結構性改變是跟規則的改變連在一起的，相當於是對世界經濟資源的再分配。

現在中國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已經向裝備製造和電子產品的中高級方向發展了，這就跟美歐日在高端產業鏈裏的低端部分產生明顯的競爭。最近美國有人鼓譟説“中國竊取技術”，歐洲、日本也跟着這麼指責我們。市場競爭是和規則競爭連在一起的，中國對歐洲、美國、日本的投資都會受其影響。

對世界經濟的規則之爭，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一是我們已經接受的規則可能會變，二個是會增加新的規則來限制我們，三是阻止我們參與制定新規則。

第六，關於“一帶一路”。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中，我們是主動方，其他國家是接受方；我們是主導方，其他國家是跟隨者。因此，隨着一些項目的落地，各種風險和矛盾也會浮出水面。比如利益分配問題、項目主導權問題等，這並不可怕，是從原來的無償援助模式轉變為市場投資所必須經過的陣痛。

“一帶一路”已經開始進入實質性的檢驗階段。中國要檢驗“一帶一路”落地後，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對方是檢驗“一帶一路”落地後，他們是好處多還是損失多。因此，我們要把“一帶一路”研究落實到一個個具體國家和具體項目上，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去談。

與此相關的就是地緣經濟問題。日本繼續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抓過了其領導權，並將其改頭換面為CPTPP（《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而且簽署了。美國會不會重新加入還有待觀察。美國正在重點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我們原本希望借用NAFTA進入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場，實際上之前的很多商品就是通過墨西哥、加拿大進入美國的。現在美國要把NAFTA的很多後門關掉，還要再設幾道新的關卡，並且對進入NAFTA的國家和NAFTA原有成員都要重新進行甄別。此外，在東南亞、在亞洲、在亞太，地區合作機制也會出現問題，在地緣經濟方面我們會遇到新的挑戰。

第七，就是我們2018年要參加一些大的活動，比如中非合作論壇、G20會議，還有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進口博覽會很重要，是中國第一次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會來，中國要把進口變成新的戰略資源。美國就是把其市場作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誰對它好，誰就多得美國市場份額；誰對他它不好，誰就少得；誰在它眼裏有問題，就分不到市場。我們不會像美國做得這麼狠，但是進口確實是中國一張很大的、新的國際經濟牌。我們要大量進口能源資源，大量進口高級裝備，大量進口尖端技術，還要大量進口奢侈品，現在中國人出國買奢侈品每年要花上一兩萬億美元，不如進口了，讓大家把錢花在國內。

2018年的G20會議在拉美召開，通過該會議，可以擴大中國在拉美的政治經濟影響。現在拉美對中國的態度特別友好，關係發展得非常快。所以，世界很大，不要認為美國對我們不好了世界就都對我們不好，等到我們與別的地區關係搞好了，美國會後悔，覺得把拉美丟掉了，又把中國丟掉了。

2018年1月22日，土耳其坦克等軍事車輛穿越邊境，挺進敍利亞，參加對敍利亞北部阿夫林地區的“橄欖枝”軍事行動，打擊美國在敍利亞的盟友——敍利亞庫爾德武裝。

第八，是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的關係。我們要認真落實中共十九大的一些重大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道路選擇、道路自信，還有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復興等。同時，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弄清楚哪些是我們國際戰略上最緊迫的事情。

概括起來，我認為上述八點是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新起點，或可叫作大國戰略競爭階段的開始，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包括其他大國，印度、日本、俄羅斯、歐盟等。大國戰略競爭階段的開始，就是地緣政治重塑的開始，也是全球治理戰略規則重構的開始，體現在三個“重”字上：重現、重塑、重構。

我們自己則要做到三個“解”字：一是瞭解對手的意圖和能力，到底美國想幹什麼？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其他一系列報告是不是真的已經把美國的新戰略確定了，還是隻是部分美國強硬派的聲音，或者美國雖然想説、想做但是實際上並不具備這個能力，這都是有區別的。二是要化解美國和印度、日本等對我們展開攻勢的一些手段。三是要破解新的美國戰略思維。大國關係取決於大國的戰略思維，現在美國的思維是地緣政治、軍事理論、冷戰思維以及“修昔底德陷阱”這些東西的混合。還有一個“唯武器論”，它要在武器裝備方面領先中國，而這取決於技術領先中國。武器領先五年、十年、二十年，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選擇是不一樣的。領先十年、領先二十年，遇到事情它就會格打勿論；而領先五年就不可能打，只能平起平坐，跟你商量。這就是美國戰略的基本特點，所以要破解美國戰略思維。這就是新的三“解”——瞭解、化解、破解。

（本文首發於《世界知識》，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