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中美關係的三種未來

近期，伴隨整體關係的下行，中美兩軍關係也出現劇烈震盪。美軍大幅加強在南海和台海周邊的軍事部署和行動，並擬於11月在南海及台灣海峽進行大規模武力展示。此前的5月23日，美國國防部以中國南海島礁建設為由取消了對中方參加2018年“環太平洋”聯合軍演的邀請。9月20日，美國藉口中方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對中國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及該部負責人實施制裁。中美是否已經陷入一種愈演愈烈的軍事競爭？兩軍關係將會走向什麼樣的前景？

夥伴、對手抑或敵人？

中美兩軍關係始終是複雜鏡像的集合，彼此看待對方始終都存在是夥伴、對手還是敵人的困惑。即便在上世紀80年代兩軍關係最好時期，雙方相互定義為戰略伙伴甚至準同盟關係，但在台灣問題上仍互為敵手。今天，兩國戰略競爭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反恐、反海盜、維和及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仍還是不可或缺的夥伴。

兩軍關係一直是中美關係的最大“短板”。任何國家的軍隊都是要準備打仗的，以有能力應對最壞情況的出現，這就決定了軍事關係是國家關係中互信度最稀缺的領域。由於在台灣、南海等問題上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中美兩國軍隊規劃萬一情況下針對對方的軍事鬥爭自然在所難免。而隨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推進，中美軍事能力在亞太局部區域的差距持續縮小，兩國關於地區權力分配和秩序走向的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在美國將中國正式“錨定”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之後，這類矛盾正超越傳統問題成為博弈主線。

中美在安全上的相互防範和軍事上的某種敵對決定了兩國整體關係發展的“限高”。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滯後於其他領域關係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雙方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難度。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對此最不感詫異的就是兩國軍隊和防務部門。

事實上，中美關於對手的身份認知在2010年前後就趨於強化。一系列事態也顯示，美國將中國看作至少是在亞太地區的頭號軍事對手，即使中國並未試圖直接挑戰美國亞太軍事主導權。在相當多的中方人士看來，美國是中國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衞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

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在兩國關係持續下行的背景下，防務部門的觀點就更容易被行政部門和領導層所接受，美國近一兩年出台的系列戰略文件即帶有鮮明的防務部門“零和”思維。而國家對外戰略方針的調整必然會促使防務部門加大針對對手的計劃和行動，很大程度上，美國“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的出台推動了美軍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和部署，並刺激兩軍敵對言論和行為的泛化。原本，兩軍最多算局部對手，台灣問題最可能引發彼此衝突。近些年，隨着美國戰略的調整，按照美軍的認知，兩軍衝突的範圍已從台海擴展到南海、西太甚至印太，從點到線再到面，成為全面的戰略對手。

冷戰、衝突還是包容性共存？

中美是否會走向“新冷戰”，已成為國際戰略學界熱門話題。事實上，這基本是個偽命題，至少眼下幾年內不大可能成立。一大原因是，今天的中美關係和當年的美蘇關係存在巨大差異，並不具可比性。具體而言，中美兩國的合作面依然強勁；意識形態方面沒有美蘇那種“你死我活”的關係；兩國各領域相互依存度很高，缺乏美蘇那樣涇渭分明的界限。

另一個原因是，“冷戰”從來不是兩個國家能打起來的。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冷戰實際上不僅是發生在美蘇兩個國家之間的，而是各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國家和小夥伴追隨美蘇。當然，美蘇也都採取了武力脅迫、政治滲透和經濟誘惑等手段，以保持己方陣營的團結。而今，這樣的時代條件已一去不復返。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各國利益訴求均已變得複雜多元，雖然部分國家可能與中國有着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分歧，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競爭，但如要讓他們完全與中國割裂和敵對，則難以想象。追隨美國與中國進行“新冷戰”理論上或許存在可能性，但估計今天的美國既無意願也無能力支付迫使這些盟友追隨自己與中國對抗的成本和代價。

目前，美國國內的左、中、右勢力確實在強化對華競爭的方向上有強烈共識，部分人士確有與中國“脱鈎”甚至軍事對抗的主張。不過，打不打“新冷戰”，美國一家説了不算，中美兩家也説了不算，需要整個國際社會背書。如果沒有追隨者，美國對華“新冷戰”是打不起來的。我們關注中美會不會走向“新冷戰”，除了考慮到中美互動以外，還要考慮歐盟、東盟、日本、印度甚至非洲等第三方力量的選擇和作用。

其實更有理由擔心的是，中美可能會走向“熱戰”，即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目前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的競爭和對抗，雙方政策底線或多或少都有模糊之處，在網絡、太空等領域的競爭更是屬於規則空白地帶，這使得彼此威懾的可信度降低，一方對另一方行動的報復模式和程度並非確定無疑，因而大大增加了雙方在和平與戰爭之間不斷嘗試拓展“灰色地帶”的動機。隨着競爭的加劇，兩軍會不斷測試對方底線，部分決策者還會傾向於認為，只要能更好地打壓對方，可控的小規模衝突也不是不能接受。美軍高層已出現類似聲音，現任印太總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就多次宣稱，“除了戰爭之外，已經沒有手段可以阻止中國控制南海”。10月24日，美國前駐歐洲陸軍司令本·霍奇斯在波蘭華沙安全論壇上公開表示，中美極有可能在15年內開戰。

美蘇二戰後在東歐的力量平衡是在大規模戰爭之後形成的，且有詳細的戰後安排做參照。而今，中美對於西太平洋地區的權力結構和安全秩序缺乏基本共識，還留存着很多涉及主權問題的敏感爭議，極大限制了兩軍間的良性互動；雙方對於網絡、太空、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態勢、規則和秩序有較大分歧，這難免會刺激新的摩擦與衝突。而由於美國有意模糊甚至大幅突破核與常規力量間的界線，並宣佈將考慮退出《中導條約》，中美間的戰略穩定也正變得岌岌可危。

在這種背景下，長期較為激烈的博弈和摩擦將難以避免。在真正的平衡和妥協達成之前，中美如何平穩地度過未來一二十年的高風險期？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如果兩軍的矛盾和競爭能被管控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在國內外積極因素的推動下，雙方有可能逐漸培養起合作意識及習慣，以合作螺旋代替衝突螺旋，通過長期的博弈和調適，最終走向包容性共存。但未來的路徑並非單向道，究竟是走向衝突，還是包容性共存，取決於兩國和兩軍的選擇。

海上戰略關係成為重中之重

中美兩軍博弈的焦點在西太平洋地區，中美結構性戰略矛盾也突出表現在海上。中美在核導、太空等戰略疆域中的能力差距甚大，目前中國僅能對美國構成非對稱性的制衡，中國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也決定了今後這方面的能力建設不可能參照美國的規模。在網絡領域，鑑於其軍民兩用屬性和相互依存的特徵過於明顯，競爭必然會受到控制。唯有在海上，雙方最可能在西太平洋的局部區域形成勢均力敵的態勢。因此，中美戰略競爭將帶有很強的海權博弈色彩，中美海上戰略競爭態勢將很大程度上決定兩國整體戰略關係。

如前所述，早在2010年前後，美國戰略界就已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海上戰略競爭對手，開始從戰術上進行回應，連續推出“空海一體戰”“聯合進入與機動聯合”“全域進入”等作戰概念。近兩年，美軍加快推動海上戰略轉型，從“由海至陸”到“重返制海”，從聚焦於反恐、維護海上安全轉向與中俄等大國的海上戰略競爭。

2015年，美軍出台新的海上戰略文件《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重新強調海洋控制能力。2017年，美軍水面部隊司令部、美國海軍作戰部在《重返海洋控制》《未來海軍》等重要文件中均明確提出“重返制海”戰略及“分佈式殺傷”概念，“重返制海”正上升為美國海上戰略的核心內涵。美國認為中國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力量、遠洋海軍和近海維權的“灰色地帶”對抗給其帶來了高、中、低烈度的“全頻譜”挑戰。

即便不考慮意圖，中美海空力量對比的縮小也將加劇海上戰略競爭。歷史經驗和權力轉移理論都表明，兩國力量快速接近的過程中，最有可能爆發摩擦與衝突。整體而言，無論是在質量還是規模方面，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將會長期保持，但就西太平洋局部而言，兩軍將有可能在未來形成一個相對均勢。國際防務專家一致推測，至2020年前後，中美兩軍在太平洋地區部署及活動的大型現代主戰艦艇都將達到100艘左右，三至五代主戰飛機的數量也會大致相當；雖然中國軍隊在技術實力上仍有差距，但可以憑藉陸基“反介入”力量的輻射來彌補海空力量的能力缺陷。與此同時，俄羅斯、英國、法國、日本、印度等其他主要海上力量與中美之間的差距還會繼續擴大。這種特殊的國際海上戰略格局使得中國在面對美國的戰略壓力時缺乏折衝騰挪的空間，更易遭受集中防範和制衡。

當前，中美海上戰略競爭呈現三大趨勢：一是逐步升級。雙方海上戰略互信日益稀缺，合作習慣和合作螺旋受阻，競爭意識和競爭螺旋加速上升。在美國不斷施壓挑釁的背景下，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軍事摩擦和對抗已非常激烈，且仍在不斷升級。

二是競爭範圍泛化，戰略性越來越強。對美國而言，“中國海上威脅”的範圍已經泛化，性質高度戰略化。以往中美軍事競爭主要集中在局部領域和具體議題，兩軍關係中的負面因素尚沒有上升到影響全局的程度。眼下，由於美國將中美海上戰略競爭凸顯到一個非常誇張的高度，必會使得中美已有的戰略競爭進一步加劇，不再侷限於東亞近海，還可能擴展到印太甚至是全球；同時，已不僅是軍事實力的較量，還可能是涉及地區戰略、區域秩序和國際規則的全面博弈。

三是小規模摩擦與衝突的可能性日漸增大。中美海上戰略競爭不同於歷史上的大國海上戰略競爭，能夠通過海上決戰決勝來快速分出勝負，雖然美國正抓緊準備與中國的戰爭，但要實施起來並不容易。大概率而言，中美戰略競爭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略相持和消耗。然而，與當年美蘇沿柏林牆的對峙不同，中美海上戰略競爭在戰爭與和平間有着大面積的“灰色地帶”，這會降低對抗的烈度，但同時也使得競爭變得更加難以管理，小規模武裝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如何在海上和平共處？

為避免最壞情況發生，中美兩軍仍應加強危機管控能力建設，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進行妥協與合作的準備。

首先，需要就西太海上權力結構達成必要共識。在西太平洋，中美必須適應新的力量對比導致的相對均勢權力結構，同時深知自身弱點和短板，謹慎使用力量和能力，剋制過於誇張刺激的舉動，學會共存共處。基於不得不相互包容和妥協的戰略現實，兩國在積極贏得競爭的過程中，要有戰略自覺，儘快就西太平洋的地區安排進行對話，就彼此戰略設想進行實質磋商，就海上軍備發展進行軍控對話甚至相互限制，就該地區權力分配和力量對比形成必要共識，並在此基礎上達成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構。

其次，理性處理第三方因素。如果美國真希望與中國就包括南海在內的海洋問題進行戰略與政策對話，就需要在主權和主權相關問題上保持克制與低調，為溝通與談判創造氛圍。中國需要更加淡定，不宜草木皆兵，將第三方的任何挑釁舉動都追溯至美國因素，從而做出過激的反應。中國還亟需必要的戰略自覺，要清醒地意識到，雖然中國本身可能並無與美國在西太進行海上戰略競爭的意圖，但客觀來講，中國力量的快速增長和維權行動，在美方看來，就是對其海上主導地位和海權的侵蝕或挑戰。

最後，共塑包容性的海洋規則和地區秩序。鑑於未來中美都難以在該地區建立或維繫主導性的權力地位，因此，亞太地區的海上規則或秩序必須是中美雙方都認可的，只能建立在協商性的權力結構之上。這需要中美在長期的海上互動中有意識地加以塑造，雙方都必須放棄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區建立針對另一方的海上安全機制的願景和計劃。隨着中美艦機相遇事件的快速增加，雙方還亟需發展出一套在該地區共存共處的軍事行動規範。

（本文首發於《世界知識》，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