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全球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
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征程已風雨前行40年，成就舉世矚目。從全球格局宏觀審視，中國的和平發展可謂全球化背景下，近現代人類文明史上偉大、輝煌的一頁。中國參與並受益於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也持續為之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經濟全球化之含義及發展歷程
近年來有關國際關係趨勢的論述中，常見“多極化和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的描述。這裏的“多極化”一般指“政治多極化”，而“全球化”一般指“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國際社會對“全球化”本質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並達成一定共識，這就是：全球化意味着國際關係行為體之間聯繫日益緊密。其“相互依存”由多種因素促成，包括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科技進步及其應用、市場一體化、全球問題治理以及國際規則的制定與執行等。經濟全球化的積極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促進生產力發展，助推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逐步實現最優配置，從而帶來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此，《共產黨宣言》已做過高屋建瓴的闡釋：“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正是經濟全球化帶動了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相對自由流動，跨國貿易的迅速發展促進國際大市場的形成，而國際分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全球範圍內資源配置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
經濟全球化的消極性則主要表現在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方面。第一，在前幾輪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優勢，主導了世界市場的發展和運營，左右着遊戲規則的制定和實施。第二，市場經濟固然高效，但盲目追求利潤和無序競爭亦會引起發展失衡。第三，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一方的經濟波動可能“傳染”至他方。例如，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地區和全球性金融動盪。第四，一些發達國家損人利己，將能耗大、污染重的產業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加劇全球性環境問題。第五，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給市場體制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甚至國家主權增加挑戰。
經濟全球化具有 “雙刃劍”二重性作用。作為一個歷史進程，其發展之路不可能一味平坦筆直。國際關係學有理論認為，國際體系呈“無政府狀態”——即無強有力的世界政府統一各國步調，一些國際規則對主權國家並無絕對的約束力。某些國家和地區可能各行其是，出現與全球化相悖的“碎片化”現象。
另外，由於主客觀條件等差異，經濟全球化對於各地的影響也大不相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搭上全球化的時代列車，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一些國家則沒有改變落後的地位；一些國家的經濟雖然起步，但卻沒有跨越好“中等收入陷阱”。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全球化進程中，一些發達國家失業增加、貧富差距增大情況凸顯，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因之抬頭。他們無視其分配製度上的弊端，卻將問題一味歸咎於全球化，形成一股“逆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與中國的歷史機遇
全球化的緣起可追溯到新航路開闢時期，但世界市場卻是在兩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不斷形成並得以擴大的。而直到二戰結束之後，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進程才得以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全球化發展史如何斷代，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但回顧歷史，則可見全球化進程特定階段為後發國家的經濟迅速崛起提供了機遇。例如，新近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均有一些國家實現“彎道超車”：1870—1913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和德國把握住了機會，後來居上；而英國則因帝國的過度擴張盛極而衰。1950—1973年間，世界經濟出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重大機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趁勢實現經濟騰飛。20世紀90年代之後，蘇東劇變，中東歐加速走向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向對外開放；供給學派理論使美國步入新的發展週期；世界再度進入新一輪全球化、一體化發展時期。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做出了重大歷史性判斷：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各種複雜矛盾和風險的凸現期。中國順勢而為，毅然做出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重大決策。回顧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不僅諸多“內因”至為關鍵，給中國帶來機遇的經濟全球化“外因”亦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如何參與經濟全球化並從中獲益，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審視。
第一，引進和利用外資，吸收先進管理理論與經驗。據統計，在改革開放之初（1979—1982年），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為11.7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後迅速增加，至2002年底累計達到4416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額總體居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國還得以引進先進管理的理論和方法，並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改進和創新。
第二，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基於本國人口和資源等現實條件，發揮潛在的比較優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經濟全球化進程開闊了中國企業的視野，為其造就和提供了在更廣泛的領域內參與競爭、拓展海外市場的機會。中國企業充分發揮其地緣依託和比較優勢，在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上逐漸擁有難得和寶貴的一席，國際競爭力不斷出現質的提高與昇華。
第三，科技革命對經濟發展的促進。20世紀後期，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包括跨國公司和民間機構）之間的科技交流活動。中國抓住機遇，主動融入全球科技發展軌道。科技合作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當時乃至今天中國總體對外開放的先行者。中國發揮其後發優勢，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再行創新，促進自主高新技術產業長足發展，助力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第四，提升自身產業結構。“打鐵還得自身硬”，此點尤為重要。中國被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又對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形成“倒逼”和促進。發達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將部分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客觀上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國企業則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不斷調整和優化產業及產品結構，最終增強了自身的綜合實力與國際競爭力。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輝煌歷史進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內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開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開始實質性的進展。回顧歷史，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輝煌歷程可分為以下四大重要階段，每階段的起點均以一件重大歷史事件為標誌。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生產力發展上來的戰略決策。宏觀經濟政策相應發生重大調整：一是改革對外貿易體制，在統一指導下擴大了部門和地方的對外經營權。二是擴大利用外資。20世紀90年代初期之後外國直接投資超過對外借貸。三是建立經濟特區。後來的發展事實證明，經濟特區在吸引國外資金、技術和擴展對外貿易等方面起到了直接促進作用。
1982年，黨的十二大確定了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面臨的三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開始從農村轉移到城市。1985年後出台重要措施：改革計劃體制、投資體制和金融體制，減少指令性計劃並放寬企業經營自主權。期間，先後增設14個沿海開放城市和三大沿海開放區，而上海浦東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顯著標志。1987年，中共十三大制定了“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提出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
20世紀90 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風雲變幻，西方勢力大肆宣揚“歷史的終結”。在國內，部分幹部羣眾中一度出現姓“資”姓“社”的爭論。在此歷史關鍵時刻，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於1992年初視察中國南方，發表了南方談話，力排眾議、撥正船頭。鄧小平特別強調“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不能動搖，進一步指出改革的目標經濟模式應該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啓了新階段，融入世界經濟的步伐加快。
從1992年起，中國政府先後決定進一步開放沿邊、沿江、省會內陸城市，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促進了中國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對外貿易和境外投資迅速增長，引進了國外資源，促進了勞務出口，還帶動了國內設備的升級換代。全面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促進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為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奠定了基礎。
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此意義重大：一是“入世”改善中國國際貿易環境。隨着世貿組織的100多個成員給予中國以最惠國待遇，中國的出口水平大幅度攀升。二是“入世”有利於中國直接參與到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過程中，並有權將有關貿易爭端提交世貿組織的仲裁機構，更好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三是“入世”有利於中國吸收更多的外國投資，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四是“入世”後，外國企業得以與中國的企業平等地競爭，“倒逼”使國內部分企業在競爭中不斷提升自身勞動生產率。與此同時，中國也穩步擴大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構建地區經濟合作和自由貿易區。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新政策和新舉措包括：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借鑑東部地區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堅決貫徹執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上參與國際經濟的競爭與合作，以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新形勢。由此，中國經濟實現連年高速發展，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步伐也不斷提速；經濟總量穩步增加，於2010年躍升至世界第二位。
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面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艱鉅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邁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衝刺階段。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國按照“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推進供給和需求管理雙側並重，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2013年,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核心為：弘揚古代絲綢之路精神，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旨在建成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主線，促進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排斥或針對任何國家。無論是規劃合作藍圖，還是實施具體項目，各參與方都是平等的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在“一帶一路”新平台上開展優勢互補與強強聯合，最終攜手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五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五大戰略方向以六個經濟走廊和若干海上支點作支撐，“五通”通過八個具體合作領域實施，已獲重要早期收穫。2016年1月，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運營，不僅深受亞洲發展中國家歡迎，也得到越來越多發達國家的肯定。2017年5月，來自130多個國家、70多個國際組織的嘉賓匯聚一堂，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迄今，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倡議，聯合國大會等也將“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納入相關決議。
“一帶一路”倡議是時代發展的產物，逐漸成為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平台和全球公共產品，這是中國對經濟全球化做出的重大歷史性貢獻。
促進全面開放新格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舉行。十九大是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對黨、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進程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時代”。這一論斷揭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明確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歷史新基點。報告做出了重大戰略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報告描繪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一是從現階段到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是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將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新“三步走”戰略安排，從歷史和時代高度，展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宏偉藍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接力探索、理論昇華和實踐創新，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邁進新時代、開啓新徵程的行動指南。
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把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體目標。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就是要摒棄傳統的以強凌弱的叢林法則、我贏你輸的零和遊戲，走出一條國與國交往的新路，這既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也順應了時代發展潮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目標宏大、內涵豐富，它要回答的正是人類與世界向何處去這一重大歷史和哲學命題。兩個“推動構建”作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總目標，昭示了中國外交的崇高使命，凝練了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展現了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同努力的強烈意願。
習近平總書記做出時代判斷，號召“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繼而高瞻遠矚地指出：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他擲地有聲地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經濟全球化促成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展，儘管存在問題，但為大勢所趨，是各國人民的利益所在。習近平主席還公佈了擴大開放的四個重大舉措，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主動擴大進口。回顧改革開放40年波瀾壯闊的歷程，中國人民得出一條彌足珍貴的啓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而這也正是在當前這個重大歷史節點上，中國做出上述選擇的關鍵依據。
展望未來，機遇與挑戰並存。和平合作的潮流滾滾向前，開放融通的潮流浩浩蕩蕩，變革創新的潮流日新月異。但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行徑依然存在，前行的道路不會是一片坦途，宏大的目標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必須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趨利避害、穩中求進。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堅定推動者，將在不斷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現代化的本質性昇華，繼續對世界和人類做出應有的新的更大貢獻。中國人民將和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共進，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創和平、安寧、繁榮、開放、美麗的世界。
（本文首發於《當代世界》，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