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武警部隊調整改革的深遠意義

黨中央決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時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實行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這一重大政治決定，對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維護憲法確立的國家軍事制度權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意義深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憲法在制度設計中，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授予中央軍事委員會，並明確規定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落實這一憲法制度，客觀要求武警部隊必須接受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集中統一領導。通過這次調整改革，地方各級政府雖然不再負有武警部隊建設之責，但依然可以通過相應機制實現對武警部隊的任務需求和工作協調，從而形成更加符合現代化治理體系要求的強制權力配置結構。

武警部隊重新組建以來，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由於以現役身份在社會治理領域從事安全保衞工作，姓“軍”的屬性體現不夠。同時，武警部隊職能任務中的個別事項甚至與市場相重疊，對部隊建設聚焦戰場衝擊不小。這些都與新時代黨的強軍目標要求相去甚遠。必須要按照“軍是軍、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則，聚焦“能打勝仗”核心任務能力，剝離不必要的社會管理職能，退出與戰鬥力生成相悖的市場競爭領域，以此破解體制性障礙和突出矛盾問題。

這次調整改革，主要着力加強黨中央、中央軍委對武警部隊的集中統一領導。國防部發言人明確表示，調整改革後武警部隊根本職能屬性沒有發生變化，也不列入解放軍序列，充分回答了外界關於武警部隊深化改革的一些不實猜測。武警部隊將在國家武裝力量體系中，繼續發揮社會治理的強制功能，主要擔負安全保衞任務，並以武裝部隊的組織優勢和專業優勢，承擔地質災害、事故災難應急救援的主力軍角色。這些核心能力需求，從根本上講，直接源自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對治理能力的標準要求。

此外，在戰爭狀態下，武警部隊將和解放軍、民兵並肩作戰，發揮社會主義國家“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下的人民戰爭威力，堅決捍衞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實現上述目標要求，至少還有三大工作要做：

一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適時啓動武裝警察法的修訂工作，使調整改革後的武警部隊依然在法治軌道中履職盡責，以更好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二是武警部隊還將繼續優化力量編成和結構，圍繞“多能一體有效維穩”戰略要求，當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壓艙石”。

三是在加強實戰化訓練的同時，着力提高裝備建設的信息化質量和水平，確保部隊核心能力適應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求，確保部隊任務能力與“三結合”武裝力量的聯合作戰體系接軌。

需指出的是，以國家武裝力量保證社會治理體系正常運行，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基本觀點，也是現代國家普遍做法，但不同國情和不同歷史傳統又造就了各國不同的具體實踐。比如，法國憲兵隸屬國防部系統，在軍隊內部和中小城市、鄉村地區執行警察權;美國國民警衞隊是各州地方武裝，根據法律在緊急事態時服從總統或州長指令強化國內執法力量;俄羅斯聯邦以原內務部隊為主體新近組建國民近衞軍，將其指揮體制從內務部調整為由總統和聯邦安全委員會領導，並將任務更加聚焦於平息暴亂、反恐作戰、警衞重要目標等。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武警部隊雖歷經體制、番號、名稱多次演變，但人民武裝力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沒變，遵循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沒變。可見，憲法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制度對於武警部隊的調整規範，既遵循普遍規律又不墨守成規，全面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活力和制度自信。(作者是國防大學非戰爭軍事行動研究中心研究員、遠望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