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黎明：伊朗新一輪街頭政治向何處去

歲末年初，伊朗數十個城市爆發了抗議政府的示威遊行。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又一次面臨嚴峻考驗。

抗議是由民生問題引發的。去年年底，伊朗境內爆發禽流感，當局撲殺家禽，雞肉和雞蛋價格上漲40%。此前不久，魯哈尼總統出於難言的苦衷提交議會的預算案取消了給每個伊朗人每月45萬里亞爾(約合12美元)的財政補貼，砍掉了大批底層民眾的活命錢。因為經濟狀況下滑，大不里士等城市工人失業、工廠欠薪。一些金融機構違規集資，倒閉後捲款潛逃，很多人血本無歸，紛紛上街遊行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零星的羣體事件匯成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又與伊朗當前的國內政治鬥爭有關。保守派不甘去年總統選舉落敗，利用民眾的不滿，在他們的大本營、東部城市馬什哈德發動了反對魯哈尼政府的示威遊行。但是，抗議蔓延到全國，由經濟轉向政治，由反魯哈尼政府演變為反伊斯蘭政權。這是保守派始料未及的，如今也是覆水難收。

39年前，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政權，建立了一個“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的政教合一政權，隨後歷經佔領美國大使館引發的危機、兩伊戰爭、美國的制裁、捲入伊拉克和敍利亞戰爭、與鄰國的交惡等。2009年的“綠色運動”中，政權差點翻船。就是這樣，伊斯蘭政權在風雨中走過39年。

在這段歷史中，伊朗執政者心目中的首要關切是政治，是政權的安全、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模式、謀求受世界尊重的地區大國地位。經濟民生常常要為反美反以色列、發展核計劃和導彈、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出兵敍利亞和伊拉克、保持革命衞隊的特殊地位等讓路。

如今的伊朗，失業率高達13%，通貨膨脹率雖然較之前的長期兩位數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9%的高位，一些食品的價格高漲30%。同時，8000萬人口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佔70%，這個人羣中又有40%左右失業，年輕人可謂惶惶不可終日。與此同時，社會中下層貧困人口的生活遲遲難見起色。一個稟賦如此高的地區大國，在革命將近四十年後仍被失業、通膨和生活物資匱乏等問題困擾，很難讓社會保持平靜，發生街頭抗議恐怕只是時間和地點問題。

民生問題引發如此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遊行，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39年曆史上還是首次。目前來看，社會問題正在向政治問題過渡，遊行隊伍中已經出現了眾多質疑現政權合法性的口號，這引起了伊朗當局的警覺。

伊朗的伊斯蘭政權誕生於上世紀70代末冷戰末期，被美國視為主要敵人之一。美國從未放棄通過“顏色革命”改變伊朗政權的企圖。整個西方社會雖然要與伊朗做生意，但仍難掩對伊朗的憎惡。

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據證明此次伊朗爆發的全國性示威遊行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策劃的“顏色革命”。因此，伊朗當局拿“陰謀論”説事，宣傳這是“敵人煽動的”，恐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是，美國和西方都在第一時間表達了它們的幸災樂禍，這一點是確定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騷亂髮生後六發推文，咒罵伊朗“殘忍、腐敗”，煽動伊朗人民起來反對政府。西方媒體拿着放大鏡和顯微鏡觀察伊朗國內示威遊行，又拿着哈哈鏡無限誇大示威遊行的規模和推翻現政權的政治口號。受西方媒體“妖魔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在問，類似六年前“阿拉伯之春”那樣的事態會不會在伊朗重現？

六年前“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對象”是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亞的卡扎菲等，基本都是昔日靠政變上台的軍人，他們都不同程度上將國家變成自己家族的私產，甚至任意巧取豪奪，早就失去了國內民眾的支持，隨着軍隊在最後一刻的倒戈，便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局面。

但伊朗現政權是在當年反巴列維的羣眾運動中出現的，依靠着領軍人物即宗教領袖的特殊地位以及什葉派意識形態的思想紐帶，牢牢保持着在伊朗草根民眾中的影響力。霍梅尼當初創造了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教合一的政權模式，試圖走出一條獨特的非西方發展之路。39年前當巴列維被逼出走和十天後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蘭的那一刻，筆者在德黑蘭街頭親歷了伊朗民眾萬人空巷載歌載舞的慶祝場面。這些羣眾基礎至今還在。長達8年兩伊戰爭雖然導致幾十萬伊朗青年戰死沙場，但同時也使伊斯蘭政權擁有了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鞏固了國家機器。美國39年的打壓和制裁，又使這個政權學會了在國際高壓下求得生存的各種手段。

現在的民生和經濟問題，確實讓伊朗伊斯蘭政權又遭遇了一道新坎，甚至已經出現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應，但這個政權畢竟不是一堵一推就倒的牆。伊朗總統魯哈尼已代表政府表達了願意聽取抗議者聲音的願望，多數伊朗人也不希望敍利亞和阿富汗戰爭在伊朗重演，人們希望伊朗和平穩定。

世界正在經歷鉅變，冷戰結束後對西方民主自由模式頂禮膜拜的時代已經過去。為了謀求自己民族的復興和民生改善，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探索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在這個路上會有成功，也會有荊棘，會為此付出代價。不妨將伊朗最近的示威抗議看做是伊朗人民探索自己發展道路上的一個插曲。伊朗走什麼路，還是讓伊朗人民自己選擇吧。(作者是中國前駐伊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