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伊朗騷亂，社交媒體該背多大的“鍋”

最近，伊朗多個城市同步爆發騷亂，並迅速擴散至全國。伊朗政府迅速採取了相應的對策，包括屏蔽示威者使用的兩款社交軟件，以及在部分地區限制互聯網接入。

這一幕讓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2009年美國國務院一位青年官員致電他的大學同學、推特的創始人，推遲48小時升級軟件，確保德黑蘭街頭的示威者可以不受影響的使用社交軟件發動“革命”。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伊朗官方第一時間將此次騷亂定性為“2009年推特革命的翻版”，指責外國代理人通過社交媒體滲透是導致騷亂的主要原因。從形式和直覺上來説，並非完全沒有理由和證據。

但伊朗政府的這種認知是不準確的，這是有關社交媒體作用的兩種較為典型的認知之一。一種體現為以理想主義眼光看待社交媒體，將其視為是一種天然中立、客觀的工具，無視社交媒體無法改變在不同程度上受主權國家管轄和規訓的必然命運;另一種則體現“正確的都歸我，錯誤的都是其他人”，將社交媒體看作是一切問題的源頭，這種認知通常依託明顯的陰謀論式的分析框架。同時，在歸因分析的過程中，這種觀點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存在錯誤認定，將本質上屬於次要矛盾的社交媒體的衝擊和影響，人為的定義成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矛盾。在實踐中，這通常被具有強大慣性，換言之就是偏好懶政拒絕真正反思的行為體所喜好。

需要説明的是，無論從法理還是政策實踐，在網絡空間實行緊急狀態包括採取限制接入等策略，作為應對特殊狀態的措施，都是無可厚非的。從實踐看，完全不受司法、行政管轄，甚至是獨立於主權管轄之外的網絡空間，也從未存在過。但是，將應急政策常態化，也從來不是被實踐認可的真正意義上的長久之計。

實際上，伊朗政府對此次騷亂中社交媒體扮演作用的歸因，與輸掉2016年總統選舉之後的希拉里、奧巴馬以及一眾美國的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相似之處：直接將社交媒體看作是主要原因，完全忽視對自身政策設計和實踐中存在的“硬傷”。

説白了，儘管具體的微觀作用機制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特點，但是要通過社交媒體策動顏色革命，乃至最終取得成功，都需要現實中的分裂或者政策實施中的失誤，純粹意義上通過社交媒體傳播謠言進行的煽動很難成氣候。無論是當年的阿拉伯之春從伊朗到突尼斯再到埃及、利比亞和敍利亞的傳播，還是在美國出現的從維基揭秘、到佔領華爾街、再到斯諾登事件以及最終的特朗普勝選，都是如此。

相比此前阿拉伯之春中提前培養、預置框架以及主動策動，此次伊朗呈現的態勢是可能存在的外部勢力“因勢利導”，利用社交媒體進行“放大”、“扭曲”和“催化”：放大政府的失誤;扭曲對失誤進行解讀的框架;催化民眾中間早已存在的不滿情緒。面對這種因勢利導的陽謀，簡單的應對策略，無論是封堵還是簡單的指責外部力量干涉，都很難起到預期的效果。

當然，相比實質性的提升經濟發展水平，滿足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需求，切斷社交媒體應用等方式更加簡單，短期內效果也不能説完全沒有，如何克服由此帶來的對短期政策的過度依賴，是關係政府治理能力體系建設成敗的勝負手。就此次伊朗騷亂而言，相比社交媒體和境外力量因素，更關鍵的任務在於切實解事關福伊朗人民福祉的問題。(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