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國際體系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格局

隨着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國際體系正超越西方主導的地域侷限和觀念形態，開始具有了全球格局和更強烈的人類共同體意識。國際體系的嬗變也逐漸擺脱殖民—戰爭—革命的循環，開始從合作—改革—競爭中獲取動力，相應的新規則正從舊秩序中破繭而出。國際體系變化的大勢難以逆轉，儘管前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但一個更加均衡、民主與和平的國際體系值得人類社會為之付出巨大努力。

從“歐洲秩序”到全球格局

從體現“歐洲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到歐美競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美蘇對抗的雅爾塔體系，曾引領現代工業革命浪潮並因此牢牢佔據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一直擁有對國際體系絕對的塑造力和話語權。因此從17世紀到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變化，都被打上了明確的歐洲或西方印跡。

在這一話語體系下，以歐洲三十年戰爭為結果，宗教與封建世俗之間的鬥爭孕育出以民族國家為主角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並進一步演化為以確保歐洲封建統治秩序、阻止資產階級革命為使命的維也納體系。民族國家體系的出現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隨着殖民主義的興起，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被納入了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系之中。但建立在勢力均衡和同盟關係基礎之上的歐洲式民族國家體系，難以避免由於國家間相對實力變化帶來的衝擊，很快就將世界帶入兩次大戰的災難之中。

作為戰爭結果的冷戰及其兩極體系，儘管已超越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地理範圍，建立起聯合國這樣具有全球治理理想的國際機制，但其觀念形態仍然是歐洲式的勢力均衡和同盟關係原則，並且用意識形態分歧在東—西方之間硬生生築起一道堅硬的鐵幕。

冷戰結束後至今，全球化帶來的政治和解、經濟合作、技術交流和人員流動，不僅將全球納入新的體系整合階段，更從觀念形態上開啓了終結“歐洲秩序”的進程。諸多在民族國家演變進程上與歐洲體系並不同步的新興力量逐步崛起，在依靠實力躋身國際舞台前列的同時，也開始展現出不同於歐洲和西方的經驗意識，今天的國際體系變化才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地理意涵和超越西方經驗基礎的觀念形態。

更重要的是，超越西方的全球格局不是在權力轉移的狹隘視野下上演一出“東風壓倒西風”的權力遊戲，東西方之間的差異和競爭或許還將長期存在，但人類社會已經開始為最終消除這道壁壘和界限提供條件並積蓄能量了。

從戰爭+革命到合作與改革

促使歐洲—西方式國際體系形成和演變的動力是戰爭與革命。無論是伴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出現的世俗化進程，反映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鬥爭的維也納體系，還是資本主義最終得以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意識形態激烈對抗的雅爾塔體系，推動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力都源於戰爭和革命。

但隨着技術的發展和人類文明意識的進步，戰爭產生的巨大破壞力和體系革命帶來的巨大顛覆性，使人類社會越來越難以負擔國際體系變化的高昂成本和慘重代價。同時，通過經濟合作而不是戰爭能夠更好地獲取和利用資源、通過漸進改革而不是革命能夠更有效地避免體系變革產生的過度震盪，在成本與收益計算的理性支配下，國際體系變革的動力逐步轉向合作與競爭，進行和平變革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共識。

從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戰爭+革命模式轉向和平漸進、共贏博弈的合作與改革模式，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國際體系的和平漸進變革並不排斥競爭，有序競爭可以激發體系的活力和創造性，但失控的競爭則有引發衝突和對抗的風險，因此需要為管控競爭建立有效的機制和規則。原有的單純建立在勢力均衡和同盟關係基礎上的機制和規則，已難適應國際體系和平變革的需要，培育合作共贏的共同體意識和打造新型全球夥伴關係應成為機制和規則的變革方向，唯此才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要求。

國際體系和平變革中的中國

國際體系的和平變革方向決定了變革與創新是主導變化的合理和現實路徑，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體系變革需要在吸取以往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推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催生的民族國家體系，儘管帶有濃重的歐洲烙印，但其奠定的國家主權至上原則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覺醒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意義;同樣，維也納體系充分體現出來的勢力均衡與協調原則，對於維護體系中的大國協調機制也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即便是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也作為一種負資產，成為推進國際體系變革時必須面對的現實。

國際體系的全球格局不僅表現為非西方力量中心的出現，更伴隨着權力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複雜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的確存在競爭失控並走向衝突對抗、重回歐洲式大國協調失靈困境的風險，因此需要堅持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規範，克服由於國家實力對比變化對體系形成過度衝擊的歷史慣性。同時，國際社會更需警惕在國際體系變革中出現新瓶裝舊酒、變換大王旗式的霸權更替，拒絕一切“修昔底德式”陷阱，共同推動國際體系變革最終走出西方式的觀念形態，走上一條符合全球化多極化現實、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的新路。

作為一個後發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置身國際體系中，但國家建構路徑和發展歷程又不同於歐美，其處理國際關係的原則和方式既受當前國際體系影響，也植根於數千年來自身民族交融與文明聚合的經驗。因其國家規模、經濟體量和文明特性，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心角色的進程將不可避免地對體系產生重大影響，中國也將成為推動體系變革與創新的重要力量。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能否處理好一般規律與自身特性、體系規則和自身經驗之間的關係，不僅是對中國能否積極引導國際體系變革的考驗，也將是對當前國際體系最終能否轉變為全球體系併成功接納全球化、多極化變化的考驗。(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