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銘：把握住全球價值鏈的真諦

全球價值鏈已經逐漸成為國際多邊經濟組織和區域合作體引用十分頻繁的一個熱詞，不少發展中國家也將此作為經濟起飛的抓手。

2014年APEC領導人北京會議承諾，由中美共同牽頭，擬於2018年底建成21個經濟體的貿易增加值核算數據庫，通過貿易增加值核算更真實地反映亞太地區價值鏈貿易利益交融的特點。然而真正把握全球價值鏈的真諦，準確運用其核算與分析，並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深入研究全球價值鏈的思考

今天的世界經濟,雖然從短週期看，有1-2年的好光景，但是從較長趨勢分析研判，仍然充滿着風險和不確定性，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尚未取得共識，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分配不均導致的民粹思潮氾濫、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等等，又助長了逆全球化行為，黑天鵝事件更使業已低潮的全球化蒙上陰影。

在此形勢下，全球價值鏈的研究能否繼續和深化至關重要，我們能否從深度的實證分析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以無可辯駁的論據闡明只有開放才能發展才能進步，任何閉關自守最終必將損人害己!為此，我們的研究需要回答幾個問題。

其一，如何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待貿易失衡與價值分配不均的問題。以備受關注的中美貿易為例，2001-2016年，美對華貿易逆差年均增長10%以上，致使這個老問題不斷被炒作。實際上，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中美貿易順差是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必然結果，具有集成性和互補性的特點。中美貿易從傳統觀點看失衡，從全球價值鏈角度分析並非如此。據中國科學院測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貿易順差，比以傳統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進一步分析，服務貿易增加值由於中美不同分工地位，順差向美國集中，逆差向中國集中。2016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2506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國服務貿易逆差2426億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如果我們還有興趣從獲益程度分析中美貿易，不難發現利益大頭也在美國。

其二，如何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有效應對各國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問題。逆全球化思潮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經濟全球化下的收益分配不均，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擴大，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根子不在全球化自身，而在於背後的推手。全球化是在技術進步和跨國公司投資下形成的，收益當然集中在技術嫺熟和資本豐厚者手中。問題是國家宏觀政策和全球治理平台應該有所作為，與時俱進地調節收益分配，造福人類的大多數。古語説：“不患寡，患不均”，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由共產黨統一領導，堅持反貪反腐，不斷制定美好生活奮鬥目標，因此國內的增加值分配矛盾相對比較平緩。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北美和西歐也有很大差別，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2016年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卻與收入後88%的人相當，而在西歐這個數字是51%。增加值相對較快的英語國家和亞洲地區，收入分配矛盾也比較突出，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挑戰，如何在全球價值鏈研究中用制度約束精英為己謀利導致的不平等，恐怕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其三，如何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探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問題。全球不平等的狀況正在加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許多貧困的農業社會還處於生存的極限狀態，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援助，諸如基礎設施建設和勞動技能培訓，他們根本無法進入全球價值鏈。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在價值鏈的低端積累原始資本，思尋着如何往高附加值發展，以繞開中等收入陷阱。發達經濟體一方面坐擁價值鏈的高端享受豐厚收益，一方面又時刻警惕後來者居上分享大餐。競爭與合作是永恆的主題，既要有規則的競爭激勵如何多分蛋糕，更要相互合作如何做大蛋糕。如果凡事自己第一，不給他人留下空間，這個第一是小眾的，而且難以保住。

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實踐與建議

中國在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歷了許多發展階段，從當初加工貿易佔出口總額的2/3強，到如今僅有1/3左右，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無論是外企還是民企，向周邊地區轉移，如今若再到美國市場去探尋，你會發現紡織輕工產品在中國生產的已經大大減少了，而高端消費品依然主要是發達國家生產。中國正在經歷一個艱難的轉型升級過程，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用創新驅動來彌補轉移的產業。中國不僅沒有限制產業轉移和境外投資，反而把國門打得更開。過去5年，企業境外投資比外資投入國內多了1500億美元。中國倡議“一帶一路”，籌建了400億元絲路基金，發起了已有56個國家參與的政策性亞洲投資銀行，可以預見今後若干年中國仍將成為資本淨輸出國。因為中國明白，在全球價值鏈中只有更加開放，才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黑非洲是人類最後可以開發的一塊沃土，發展中國家正蓄勢待發藴藏着無限商機，幫助他們更好介入全球價值鏈，也即幫助自己持續發展，人類命運緊緊相連。

我希望相關研究者能對服務貿易有更深度的思考，因為新經濟下出現了大量的無形資產，它孤立時的市值極低，可以讓多方同時使用，既有溢出性又有協同性，在價值鏈中漂泊不定，而在未來商業模式創新中將極其重要。我還同時希望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通過計算機對既有全球價值鏈環境條件和價值鏈接的再學習，探索未來更好的公共政策和價值鏈模式。當然，更高形式的經濟全球化，將有待於人類文明的進步和意識的相融。(作者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中國商務部原部長，本文為作者在全球化智庫【CCG】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舉辦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發佈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