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從傳統文化中提煉為官之道

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塑造了古代官員的為政之道，而中西文化對官員的塑造又有何不同？要回答這些問題，最好先回到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儒家及其開創者孔子那裏。

孔子長年周遊列國，欲實現“行道而再興東周之治”的政治抱負。雖然孔子的入世並不被所有人理解，反遭誤解、詆譭，但他不忍出世、離羣，強調“鳥獸不可與同羣”，而要與天下人同羣。凡有人羣的地方就有政治，因此他也就不能離開政治。孔子不但不迴避學習求仕，還鼓勵弟子從政。

學與政、學與仕的關係，也在最見孔子精神的《論語》中得到體現。首篇“學而”篇言學，次篇“為政”篇言政，學與政結為一體。即便是專門言學的“學而”篇也出現為政的問題，比如第十章言孔子每到一國“必聞其政”，第五章則專門説如何“道千乘之國”，即如何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

國家該如何治理？“為政篇”首章説：“為政以德”，即為政者的德性成關鍵與根本。為政以德更具體為“敬”，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等。這就是孔子及其儒家影響後世最為深遠的修己治人之道、內聖外王之道。修身之內聖只是起點，從政而“治國平天下”才是終點。

修己以敬是為政以德的起點，而後有擴展，這就是《論語》中所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大國治理，不同於只有幾萬公民的古希臘雅典城邦。歸為一點，孔子所謂大國治理之要，全在一心、全在一個“敬”字，即面對萬民、處理萬事要慎重盡心，要慎始，尤其要善終。另外，政事大多繁雜容易使人生倦甚至懶於政事，因此孔子又進一步對為政者提出“無倦”的告誡。

將“敬事”與“無倦”結合起來，可以體會政治的意義所在，也能體會政治家的安身立命所在。修己治人的最終目的是行大道，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中國曆代賢臣的鞠躬盡瘁以及漢武、康熙等帝王勤政的意義何在，就能理解為何中國傳統中幾乎所有一流精英盡數投身政治實踐。

修己治人之道在於為政者的德性、心性，但同時也制度化為一整套外在的士大夫官僚制度，其價值理念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這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實質所在，即官之為官，不只是表面的政治權力問題，更在於賢能。修己治人的制度化，促使中國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獨有的士大夫階層。以修己治人為基礎的士大夫精神，更是成為理解中國政治傳統的關鍵所在。

作為對比，再來看西方文化下的官員。西方沒有士大夫階層，西方文化在政與教，即基督教的神權與世俗政權之間構成矛盾衝突。最初，神權強調人的得救在於上帝而不在世俗政治，因而對世俗政治、政府不信任。到了近代，西方雖然出現對神權政治的批判，主張政教分離，但又轉向了對世俗政治權力的極度強調，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見，西方傳統上並不像中國這樣強調“政者，正也”，不像中國傳統上就有“好官”的觀念。西方世俗政治雖然經歷了擺脱宗教的獨立過程，但西方社會基於基督教傳統而不完全信任世俗權力的情況仍然存在。相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與教化一直合而為一地掌握在士大夫階層手裏，不存在對政治、政府的不信任問題。

另外，西方近代社會演進為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社會形態是以工、商以及資本為中心，政治實質上是圍繞工、商、資本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像中國這樣一直處在社會中心位置。

西方中世紀是封建社會，政治、軍事由世襲的國王、領主、騎士掌控，文化卻掌握在基督教教士那裏，再下面則是農民與農奴，這就形成了不同階級，出現代表不同階級的三級會議。三級會議到近代發展出多黨制，西方社會對政治的理解，也更強調多黨之間的競爭和權力之間的制衡。

多黨制競爭以競選執政為目的，注重演講、辯論及許諾，以打動和爭取選民。但中國傳統卻不一樣。《論語》中説“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實際關涉到識人、用人問題，要求官員謹言慎行、行在言先。孔子強調的“敬事而信”的“信”，其實也與這種言行邏輯有所聯繫。西方政客競選時的許諾與當選後的兑現往往是兩碼事，所以競選之“信”大打折扣。

初步比較了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下的官員後，再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塑造力，對今天的官員又有怎樣的影響。當代中國延續了幾千年來的大國政治，政治和政府仍是社會主軸，這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上。與黨的重大責任擔當相對應的，是對黨員幹部較之普通百姓更為嚴格的自我約束要求。

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黨員的修養、作風建設，強調黨紀嚴於國法，這些在深層次上都是對士大夫精神、對中國傳統內聖外王之道的繼承與更新。除了黨員的嚴以修身，全世界政黨中唯有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學習型政黨”，並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校，這也是對“仕而優則學”的繼承與現代轉化。

如上，我們看到“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傳統對今日中國官員的深刻塑造。中國原生道路文明深厚的精神傳統使官員不需要宗教，而能在政治實踐中明大道、行大道。(作者是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