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貪、馬英九軟、蔡英文滑，為什麼這20年台灣民眾選不出成功的領導人？

執政一年多，蔡英文的民調數據從高峯跌向谷底，目前還沒看到企穩回升的跡象，甚至傳言她只能做一任地區領導人，2020年選舉民進黨要換其他人。

可問題是，如果民眾真罷免了蔡英文，換上賴清德、吳敦義或者其他人，台灣就能變得更好嗎？恐怕誰都不敢打包票。

從1996年李登輝民選成為地區領導人之後，台灣經歷了五次選舉，選出了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人，有藍有綠，有男有女，有“二代”也有草根。涉嫌貪腐的陳水扁是公認的失敗領導人，政治上軟弱馬英九與大行“髮卡彎”的蔡英文執政軌跡如出一轍，民調一路下滑。也就是説，這20多年來，台灣就沒有選出一位符合民眾期望、能帶領社會前行的領導人。

想來，這背後一定有着超出政治人物本身的深層次原因。要麼，台灣選舉制度出現了問題，選不出一位有能力的領導人;要麼，台灣政治運作設計出現了問題，讓地區領導人有勁使不上;要麼，是兩者兼而有之。

選舉制度

先説台灣選舉制度。在島內社會大背景下，選民很容易被民粹話題鼓動，往往受偏激的、短期的議題影響，難以從長期的、宏觀的角度，理性地思考候選人的能力與政見。因此，一些能説會道、煽動力強、善於開空頭支票的候選人能夠當選，這也導致執政後頻發“髮卡彎”事件。

此外，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採取一輪制的“相對多數決”，這使得“少數票當選”成為可能。候選人不僅要擔心“外敵”，還要擔憂“兄弟鬩牆”。這個問題在大分裂的泛藍陣營更加明顯。2000年，同處於藍營的宋楚瑜與連戰同時競選地區領導人，分散了藍營選票，結果讓陳水扁以39%的低得票率漁翁得利。直到如今領導人選舉，親民黨與新黨還要插一槓子，分原本就萎縮的藍營選票。

因此，在台灣選舉中有了所謂“棄保效應”，也就是為了避免立場相似的候選人瓜分選票，政黨鼓動本陣營選民“棄a保b”，把選票集中在某位候選人身上。這樣的話，選民為避免“最討厭的人”當選，把票投給“最有可能選上”的人，而不是“自己認為最好”的人，“選賢與能”的選舉功能被削弱。

政治運作

再説台灣政治運作問題。從週期上説，地區領導人一任四年，中間還有一次地方選舉。也就是説，上台後就要考慮兩年後的地方選舉，地方選舉剛結束就要佈局下次領導人選舉。所有施政都在圍繞着選舉進行，能不能“短平快”地在四年內、兩年內甚至更短時間出成績，成為政策選擇最重要的考量。

而從體制上説，現在地區領導人處在台灣政壇的第一線：一方面，領導人的權力幾乎沒有制約，經過幾次修“憲”，行政機構負責人的副署權取消，徹底成為地區領導人的辦事員，立法機構也難以對領導人進行有效監督;另一方面，正因為權力無限大，讓台灣陷入“有困難上街罵領導人”的怪圈。沒了行政與立法機構的遮風擋雨，領導人幾乎時刻處在島內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中心，難以脱身。

這樣形成了惡性政治循環：選民對候任領導人有着無限的期待，期待他(她)上任後能把島內幾十年的沉痾一併解決。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導致領導人的支持率下降。民意下降影響了領導人推動政策的能力，政策推動受阻，民調就繼續往下走，於是政策更難推動。這個死循環，無論陳水扁、馬英九還是蔡英文身上，都曾發生過。

其實，台灣政壇原本有機會走出這一怪圈的。隨着兩蔣先後離世，台灣走出了威權時代。但是，繼任的李登輝受到國民黨內“非主流派”與民進黨的內外擠壓，為了改變自己弱勢的地位，通過修“憲”構建出“領導人有無限大的權力，但不必承擔相關政治責任”的體制。但島內大環境已經發生變化，這種制度設計無法抵禦街頭政治的殺傷力，更無法抵消民意下滑所導致的政治阻力。

由此可見，選舉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弊病加上盛行的民粹主義，讓台灣很難走出政治死循環，因此也很難選出格局大、有魄力的地區領導人。商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很多台灣人希望富士康老闆郭台銘能出來競選2020年，但郭老闆從未放在心中。這或許是明智的選擇，正如島內媒體所言，台灣這塊政治土壤上，很難長出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