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澳防務合作是否會走向同盟？或聯手向中國施壓

從敵人到密友，日澳防務合作是否會走向同盟

慕小明

1月18日，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訪問日本，並出席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被視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決策機制，此前只有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和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受邀參加，日本對特恩布爾此行之重視可見一斑。

日澳首腦此次會晤的重要議程，是加快完成《訪問部隊地位協定》談判的框架協議，以簡化日本自衞隊和澳軍在對方境內聯合演訓期間的人員和物資入境手續。如若達成一致，澳大利亞將成為首個與日本簽署該協定的國家，日本自衞隊也將能夠在澳境內開展演訓，進一步突破和平憲法對“海外用武”的限制。

近年來日澳安全與防務合作進展迅速

良好的防務關係標誌着國家之間關係的密切程度，日澳安全與防務合作的加強反映了日澳關係的深化。特恩布爾與安倍的此次會晤，可謂近年來日澳安全與防務合作發展的一個縮影。

冷戰時期，日澳兩國的合作主要是在西方陣營內的政治、經濟合作，軍事層面的接觸很少。進入21世紀後，特別是“9·11”事件以來，日本與澳大利亞在安全與防務領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從防務對話、情報交流和反恐合作逐步拓展到聯合軍演、先進軍事技術轉讓、合作開發軍事裝備和軍售等多個方面，並呈現出合法化和機制化的特徵。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與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簽署《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確立了日澳安全與防務合作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框架。2010年5月，日澳簽署《關於澳軍和日本自衞隊間相互提供補給與服務的協定》，使兩國軍事力量可以相互提供後勤保障。2012年5月，日澳簽署《日澳信息共享協議》和《國防相互支援協定》，不僅規定日澳之間可以交換軍事裝備參數和共享情報信息，還賦予了彼此維護和配置軍事裝備的責任。在一系列的雙邊防務協議下，日本與澳大利亞基本建構了機制化的防務合作體系。

與此同時，兩國高層防務交流頻繁。2014年4月7日，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成為首個受邀參加日本國家安全會議的外國政府首腦。安倍對澳回訪期間，也獲邀參加了澳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彰顯了日澳兩國在安全領域的親密關係。同年9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與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一致同意加快締結《訪問部隊地位協定》。2014年的這兩次日澳高層次防務合作磋商，使日澳防務合作提質增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簽署後，日澳兩國聚焦海上聯合軍事行動，合作內容更加豐富，層次也不斷攀升。2015年7月5日，日本首次派出自衞隊參加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護身軍刀”聯合軍演。2016年4月，日本更是派出最先進的“蒼龍”級攻擊潛艇參加日澳聯合軍演。無論是日澳之間的雙邊演習還是共同參與的多邊演習，兩國都通過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加強了協作，為日澳共同應對《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所規定的反恐、裁軍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保障能源和海上運輸安全等奠定了基礎。

日澳兩國的軍事技術交流與軍售合作也在不斷升級。近年來澳政府重點發展海上力量，計劃未來幾年為澳海軍升級潛艇部隊，對日本的“蒼龍”級潛艇表現出濃厚興趣，並在2014年6月舉行的第五輪日澳“2+2”安全保障磋商會上討論了防務裝備與技術合作事宜。儘管澳大利亞最終在2016年4月選擇法國為其建造12艘潛艇，使日本武器出口遭受重大挫折，但並未阻斷日澳軍事技術與裝備合作的快速上升勢頭。

日澳強化安全與防務合作的動因

日本與澳大利亞強化安全與防務合作，根本原因是隨着冷戰後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日澳兩國在政治與防務問題上出現了較大的利益契合，雙方均有通過加強雙邊戰略合作，提升各自在亞太地區戰略地位的強烈意願。

冷戰後，日本加快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發展，日本亟須美國之外的其他政治盟友與防務夥伴，通過與更多國家的政治與防務合作，換取它們在地區政治和安全問題上對日本的戰略支持。近年來，日本通過新《日美防衞合作指針》和新安保法，已經實質上突破了“專守防衞”的和平憲法限制，日本自衞隊正在積極走向“海外用武”。澳大利亞與日本同屬西方國家和美國的盟國，在對地區安全形勢上的看法與日本較為一致，且地處泛洲跨洋之樞紐，與其合作將能顯著增強自衞隊在南太平洋和東印度洋的活動能力，自然成為日本積極爭取的安全夥伴。

同時，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中日兩國已在亞太地區形成政治競爭態勢。雖然日本表面上稱中國不對日本構成安全威脅，但近年釣魚島主權歸屬與海洋權益的爭端加劇，日本越來越視中國為對手，並積極在亞太地區尋找牽制中國的夥伴。正是基於以上考慮，日本政府將澳大利亞視為除美國之外，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安全與防務合作伙伴。

對澳大利亞來説，當前在亞太地區不僅存在着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與政治安全威脅，還面臨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海洋資源糾紛、環境污染、非法移民和海盜等多樣化的挑戰。澳大利亞難以獨善其身，需要在亞太地區尋找合作伙伴共同應對。日本作為澳大利亞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資來源國，在政治、經濟、安全和人文等諸多領域與澳大利亞有着密切聯繫和共同利益。澳大利亞將兩國關係由經濟為主逐步向安全與防務領域拓展，不僅可以換取日本對其參與亞洲事務的支持，強化其對朝鮮半島、東海和南海等亞太熱點事務的反應能力，更有助於提升澳大利亞的經濟與國防實力，平衡中國在南太平洋不斷上升的影響力。

除了日澳利益上的相互需要，美國也是推動日澳防務合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出於應對中國崛起和分擔“安全成本”的考慮，自奧巴馬政府起，除了加強與日澳的同盟關係，美國還有意讓日澳這兩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北錨”和“南錨”加強安全與防務合作，這不僅能夠分擔美國的“安全責任”，也有助於構築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網絡體系。出於此種考慮，美國不僅鼓勵日澳加強雙邊安全合作，有意識地搭建了美日澳三邊安全對話，為日澳加強防務合作建立渠道。

另一方面，隨着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日益表現出露骨的自利和實用主義傾向，澳日以所謂“相同價值觀”之名抱團取暖，與其説是安全防務觀愈加獨立自主，不如説是對美國可能缺席安全與防務事務的提前佈局。

日澳安全與防務關係距離正式的軍事同盟尚遠

國際政治波詭雲譎。日澳曾是二戰中你死我活的敵手，如今卻再次命運相連。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決意重新武裝日本，澳大利亞最為憂心忡忡。《澳新美安全條約》得以簽署，從而奠定了此後60餘年澳大利亞安全政策的基石。冷戰時期，日本與澳大利亞一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與共產主義陣營對抗的重要支撐。“9·11”以後，日澳再一次堅定地站在了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的最前沿。2007年《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在一片質疑聲中誕生，其實也只是一個所謂基於“共同價值觀”的“美日澳”三邊同盟的最佳註腳，“山姆大叔”那隻看不見的手依稀可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伴隨新興經濟體的羣體性崛起和美歐諸強的相對衰落，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加速重構和轉型，而中國的快速崛起無疑是這場變革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競爭與合作明顯加劇的背景下，日澳均敏鋭地嗅到了主動塑造地區秩序的機會，並不斷調整各自的政策座標。

雖然日澳均宣稱歡迎中國崛起和美國“重返亞太”，但在骨子裏卻各懷心思。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大國雄心並未泯滅，對華備感焦慮，政策日趨消極，軍事防範和戒備之心日益濃厚，對中國推動和主導的多個國際政治和經濟議程本能地加以牴觸與拒斥。尤其是具有濃厚保守傾向的安倍再度執政後，日本欲借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擴充軍力和提振經濟，重塑美日同盟關係，助力復興其大國地位。

相比日本，澳大利亞遠隔重洋，對中國崛起疑慮而不排斥。澳大利亞通過有限支持美國的亞太戰略換取其安全保證，又避免過分刺激中國，從而鞏固其南太平洋有決定影響的中等強國的國家地位。

毋庸置疑，日澳通過強化安全與防務合作，撬動了兩國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的深度合作。同時，由於日澳均有防範和制約中國的意圖，兩國加強安全與防務合作將會對中國帶來不利影響，特別是在東海和南海的海洋權益爭端上，日澳兩國可能會聯手向中國施加壓力。

雖然在對《訪問部隊地位協定》的公開討論中，日澳都避免提及中國。但事實上，應對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已成為其主要目標之一。日澳均在一定程度上將中國軍力的增長視為“潛在的安全威脅”，因而支持美國保持和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同時，受地緣上的臨近與否、經濟上的依賴程度、國家身份認同和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日澳兩國在安全和防務領域的政策目標、手段和範圍方面均存在着顯著不同。所有這些，決定了對該協議的簽署無須過度解讀，日澳安全與防務關係距離正式的軍事同盟尚遠，具體的操作過程也並非一路坦途。

日澳強化安全與防務合作，並非如安倍所言“日澳深化關係是為了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種充滿了濃厚冷戰意識和零和思維的合作，只會給個別國家帶來“穩定”，而損害大部分國家的安全利益。

必須看到的是，中國的發展是誰也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和必然趨勢。無論日本還是澳大利亞，都與中國有着密不可分的經貿關係，日本和澳大利亞若要挑起與中國的安全對抗，同時還想繼續分享中國發展的經濟利益，這顯然也是不現實的。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