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藴嶺：中美政府公信力為何有這麼大差距

2018年度“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日前發佈，這份報告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滿一年，美國民眾對美國機構尤其是政府的信任度為33%，大幅下滑了14個百分點。而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均位居首位，其中普通民眾對中國政府信任度達到84%，高學歷高收入羣體對政府的信任度更高達89%。

那麼，如何看待中美之間在政府公信力上出現的巨大反差？又如何看待中國國內一些焦點事件對公信力的損耗，與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信任？

美國政府公信力為何低

這次調查是在全球選取28個國家和地區完成的，受訪者分為普通民眾和高學歷高收入羣體，對本國(地區)政府、企業、媒體和非政府機構(NGO)的可信任度做出評價。在筆者印象裏，這次33%並非美國政府最低的信任支持率，1995年這個數值曾跌到最低的25%。但正如這次調查主辦者愛德曼公關公司負責人所説：“美國正承受前所未見的信任危機”，這是該年度調查開始至今，首次出現信任度驟跌與經濟危機或重大災難無關的情況。

儘管如此，翻看過去的調查結果，你會發現美國政府獲得國內民眾高信任度的時候並不多，由於在特朗普執政一年裏，執政方式和政策變化太大，美國民眾對很多政策的落地和未來發展抱有不確定感，所以受訪者中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其實，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經濟的諸多指標在改善，經濟增長加快，股市飆升，貿易出口增加，大幅度減税，就業改善等等，成績可圈可點。在對外關係領域，特朗普也有不少政績可言，比如在消滅極端的“伊斯蘭國”上初戰告捷等等。因此，對民調結果也要有分析，民調低並不意味着美國變得多糟糕或者美國陷入了大危機。

總的來説，政府公信力更多地表現為本國民眾對國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成效的認可度，而調查結果所反映出的主要是共性特徵：其一，對執政者政績的認可，如果民眾感覺國家向好的趨勢發展，則信任度就會比較高，反之則低;其二，對政策和局勢的認可，如果民眾感覺政策合理，局勢穩定，可預測性高，則信任度就會比較高，反之則低;第三，對現任領導人的認可，如果民眾認為領導人可信，有能力，特別是在處理重大事務或者突發事件上表現出色，則對政府的信任度較高，反之則低。民調結果往往不能反映全面，可能是一個方面的反映結果。

同時，各個國家的民眾對政府的要求也不一樣，因此他們對“政府信任”的看法也不一樣。以美國為例，民眾對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度低，主要基於三個因素：

首先，對經濟狀況不滿的累積，比如，美國財富分配兩極化加劇，中產階級整體下滑，特朗普的減税被認為是首先有利於富人等等;

第二，對領導人的信心不足，特朗普“我行我素”，上台執政滿一年，政府內很多重要崗位仍然空缺，不少政策反覆多變，再加上特朗普與美國傳統政治精英對立，讓美國民眾有一種不確定感;

第三，黨派之爭帶來的影響。共和黨與民主黨勢不兩立，黨派鬥爭加劇，都讓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打上問號。

此外，美國主流媒體不認可特朗普的執政方式，報道特朗普多為負面，這也給民眾造成不可信的印象，難以預知明天他會幹什麼。因此，我們還是需要有分析地看待美國政府的這種低信任度。

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政府運行方式也要有客觀認識，比如，美國聯邦政府“權力有限”，解決很多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問題都是通過法律渠道，而不是政府，政府公信力面臨危機時的解決方式是通過選舉換領導人，儘管換人並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由此，再出現對政府的不信任，下次選舉時再換人。

相比之下，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為什麼一直比較高？反映在上述三個共性特徵上：一是中國經濟實現穩定轉型，按説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L型，轉型難度很大，影響很大。但中國經濟轉型期沒有發生大的危機，保持了中高速增長勢頭，特別是新經濟部分發展比較快，很亮眼。中國經濟的運行與政府運行密切相關，這無疑提升了民眾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

二是中國近年來反腐深得民心，老百姓關注的問題也在不斷得到解決，對未來有期盼，對前景比較樂觀。

三是國家的綜合實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民眾有強烈的自豪感，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人的夢想。

四是民眾高度認可國家領導人的能力、魄力，因此，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高也就在情理之中。

要用好“望遠鏡”與“顯微鏡”

如果説公信力調查像是用望遠鏡看，那麼，公眾對具體問題的感知就是用顯微鏡觀察，而望遠鏡下看到的結果和感覺，與在顯微鏡下看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民調對總體的認知所反映的結果，與自媒體上所反映的結果會有很大的反差。

還有，近年來所謂“塔西佗陷阱”理論成為一個熱點，按照該理論，一旦領導者做錯一件事，其壞影響就會擴及到全面，也會存在影響很長時間，難以得到扭轉。因此，政府公信力往往受到處理事件不力的過度影響。

以中國為例，民眾對中央政府、對中央領導人的認可度高，無論是在國家發展上，還是在處理重大事件的應對能力上，信任度都很高。但是，問題往往出在地方政府在處理具體事件的能力與結果上，出在一個個貪腐案例上，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羣眾不滿意，把責任歸咎於當地政府和當地領導者。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互聯網資訊平台越來越發達的今天，網絡媒體成為公開討論這些問題的平台，負面報道和觀點很多，這對政府的公信力有着不小的影響。在很多情況下，“不滿”已經是自媒體討論中的主要話題，所以也會造成“負面效應”擴大。中國主流傳統媒體的報道與傳播以正面為主，對事件的報道理性、客觀，因此也形成主流媒體與網絡自媒體對問題反應的巨大反差。

在中國，民眾對政府期盼度高，事實上，無論是經濟運行，社會收入分配，還是社會安定，從大事到小事，都離不開政府，“有事找政府”這被認為是一種理所當然，所以對中國的政府公信力而言，既要有“顯微鏡”，也要有“望遠鏡”，這樣才能反映出中國的實際鏡像。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光看到個別事件及一些情況在全國各地時有發生，還要看到政府在保證整體穩定、有序治理和不斷改進的大公信力。(作者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