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偉大復興不以趕超美國為目標

對標美國來衡量中國的發展成就和綜合國力，這在我們的學界和社會上都很流行。雖然在哪些方面或什麼時候“超美”的問題上爭議很大，但很少有人質疑趕超美國目標本身。而問題恰恰就在這裏：中國綜合國力超越了美國怎麼樣，沒超越又怎樣？我們為什麼總把“趕超美國”作為目標呢？

現在一提到“趕英超美”，人們往往想到的是“大躍進”時的教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沒明確提出過趕英超美這樣的計劃，現在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和“兩步走”戰略，着眼的也是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它們都不是“趕英超美”那樣的量化指標。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程不能陷入超美情結不能自拔，如果任何現代化都只能以西方最高標準來衡量，那不僅將是中國現代化的悲哀，也是人類現代化的悲哀。從人口規模上看，中國是“十億級”的現代化，並且正走出一條新型現代化之路。我們正在給人類現代化留下自己的定義，為什麼還要用“億級”的美國現代化作為衡量標準呢？更何況，這個億級的美國現代化還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

更可笑的是，有人甚至用馬克思一個半世紀前描繪的社會主義或古巴模式、北歐模式，來衡量和質疑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成功的實踐，很大程度上，我們也在定義着社會主義。馬克思當年提出社會主義的時候，他也沒有見過社會主義，不知道它到底是何樣貌。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這個初級階段跟上世紀80年代的初級階段比起來已有很大變化。隨着新時代的藍圖進一步鋪開，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還會迎來更高水平發展。

美國盯着世界，而我們盯着美國;美國從後天看明天，而我們從昨天看明天。整天對標美國，不是中國該有的心理和做法。中國何時才能走出我們的近代情結和美國情結，何時才能更新我們處理中外關係或國際關係時的思維呢？

今天的中國面臨三重分化：分化的世界、分化的西方、分化的國家政治。這需要我們有新的思維。中國外交思維要更注重領域邏輯而不是大國邏輯，眼光要能兼顧國家間政治和領域政治，比如在互聯互通領域，新加坡、巴拿馬是關鍵小國;在金融領域，是城市而非國家在起連接點作用。我們要從結構性權力、體系性權力來看國家競爭力，而不是一直在過去的大國競爭量化指標中打轉。經濟總量、綜合國力這些概念依然重要，但它們根子上畢竟是一戰後總體戰、冷戰思維產物，在如今和平與發展時代不能再成為國家間比拼的唯一指標。國家競爭的主題、基調在變，不是誰撂倒誰、超越誰，而是要看誰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表明我們已經開始建立新型全球化標準，樹立新的全球治理觀。

新生產力、新生產關係競爭才是21世紀的主題。正如打敗尼康相機的不是索尼而是智能手機，打敗康師傅的不是統一方便麪而是網店。中美不存在什麼“修昔底德陷阱”，中國要警惕的是思維陷阱。中國由大到強的實質，是從應用到創新、從追趕到引領的方向轉變。世界有三大“原力”——美國代表的創新力、中國代表的應用力、歐洲代表的思想力。中國的國際戰略應是與美國合作創新，與歐洲合作創造思想，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比如數字領域中美“G2”超歐日，可持續發展領域中歐“G2”超美國。注意，這裏的“超”是“超越”，而非“趕超”。

相應地，中國外交戰略要從“大棋局”向“大時局”轉變：理順時間邏輯而非空間博弈，成為我們面臨的挑戰。比如，印度是中國空間上的競爭者，但卻是時間上的夥伴。中印相處的邏輯是以時間規避空間，實現命運與共。而中日關係則相反，要設法走出時間邏輯——從甲午、抗戰思維中解放出來，着眼於空間佈局，爭取日本。

老子教導我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邏輯，也正生成新的思維，我們既不把眼光滯留在中國過去的成就上，更不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現在的成就為參照系。不以趕超美國為目標，意味着我們不是以美國為標準觀天下，而是以天下觀天下，在此基礎上摒棄那些源於海權與陸權相爭的博弈思維，轉而樹立陸海聯通、四海一家的理念。這是我們確立話語權自信，樹立新全球觀的應有之義。(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