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士臣：《紅海行動》引出的國際法話題

電影《紅海行動》最近在國內熱映，電影的票房和口碑證明了這部片子的成功。影片的特效、剪輯炫酷，反映的主題也是正面和積極向上的，但其中一些涉及國際法方面的表述卻引起了筆者的關注。

例如，片中“絕不能進入他國領海”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和實踐，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在許多情況下是進入他國領海的，即使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行動中，考慮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和索馬里領海法現狀，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進入索領海打擊海盜和武裝搶劫也是合法的。另外影片關於我“蛟龍”部隊在行動中必須使用北約武器裝備的解釋在國際法上並無法律依據，對一國內部武裝衝突的武力干涉也值得商榷。筆者就這些問題在媒體上撰寫了分析文章，引起了一些熱議。

有人認為，國際法學者是“吹毛求疵”，並提出了一些意見：一是國際法是強國制定的，弱國只能遵守。二是在國際關係中主要靠國家實力武力，國家強大了不需要考慮法律，“美國就無法無天，想怎麼來怎麼來。”三是國際法學者的職責不應是給政府和軍隊“挑刺兒”。

總體感覺，上述幾個有代表性的批評觀點反映了當前不少人對國際法的認識。筆者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十九大為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無論國內國際的事情，都還是要講究規則秩序的。要實現宏偉藍圖，我們在法律認識、法律思維、法律機制方面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談談國際法的認知問題。在發展初期，國際法的創制確實以歐洲國家為中心，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在國際法立法層面，與“大國制定國際法、小國遵守國際法”的認知相反，無論是採取“一國一票”還是“協商一致”原則，大國小國在國際法創制的權利上越來越平等，那種完全由大國強國説了算的時代已不復存在。

不可否認，美西方國家作為大國強國更注重利用國際立法推行自己的利益，而這恰恰是他們重視國際法的例證。這主要表現為美西方國家比小國更加重視通過國際法規則來塑造國際秩序。他們通常的做法不是在國際關係中強行推動自己的國家利益，而是通過主導和引導制定反映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規則，通過“合法”的方式來推行自己的利益，而這種方式往往在形式上是體現大國小國立法權平等的。

筆者認為，在太空、網絡、極地、深海等新疆域更多參與和影響甚至主導國際法規則的創制，也應當是中國參與國際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向。

其次，在國際法的實施層面，美國等西方國家違反《聯合國憲章》非法使用武力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正如強姦、殺人等國內惡性犯罪存在並不否定國內法律秩序的正常運行一樣，不能由於存在個別違反國際法的情況就徹底否定整個國際法律秩序或國際法的作用。實際上，國際法的門類很多，大部分國際法規則在現實中也是被遵守的。

即使出現大國違反國際法的現象，也並非表現為“大國完全為所欲為置國際法於不顧”。恰恰相反，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等武裝衝突中，美歐西方國家都是不遺餘力對各種非法使用武力行為進行國際法的“包裝”，或通過各種資源平台做符合國際法的解釋。實際上，美西方國家在國際法律人才、制度、資源等方面的投入非常巨大。

小國更容易拿國際法説事的客觀原因是，與大國相比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用來撬動國際關係的資源手段相對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國運用國際法並不僅僅是防禦性的，正如毛里求斯訴英國查戈斯仲裁案表明的那樣，小國越來越重視把國際法當作維護國家利益的進攻性武器，這也讓“大國制定國際法、小國遵守國際法”的説法不攻自破。

因此，提高對國際法的認知要克服兩種極端認識。一是出於功利性或唯實力論的“法律虛無主義”。二是唯法律至上的“法律萬能主義”，認為所有國際事務的解決都需要通過法律手段，或在法律的運行中刻板僵化地遵守法律條文規定而不能靈活適用。

最後，不能輕視培養批判性的法律思維。《戰狼》《紅海行動》等影片都是為中國政府和軍隊點贊、表達愛國情感的影片。筆者認為，頌揚政府軍隊行為是愛國的，對政府軍隊行為提出理性的建設性意見，讓他們能夠變得更加全面和完善，也是愛國的。相反，掩蓋現有問題或者對存在的問題熟視無睹，只會對我們自身帶來危害。

筆者認為，隨着中國影片產生的國際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影片當中表現了非洲國家的落後，參與內部武裝衝突也與我既定政策的解釋存在問題，應需聽取外交部門的意見防止對非洲受眾產生不良影響。就對外法律影響方面，也應當建立影片法律顧問機制，聽取國際法專家的意見防止授人以柄。(作者是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