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陷阱説”本身，可能就是個“陷阱”

“馬爾薩斯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納爾遜低水平均衡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在當今仍然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社科學界和輿論界，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各種“陷阱”理論盛行。

種種“陷阱説”之所以層出不窮，部分源於社科學科自身的特點，部分可能源於西方語言和文化的傳統。問題是，所有這些“陷阱”理論果真都能超越時空、放之四海而皆準？恐怕並不見得。不僅如此，對某些頗為流行的“陷阱”理論，世人更需要的是防止其預期自我實現。

無須否認，所有能夠在較大範圍、較長時間內流行的“陷阱”理論，都是在相當充實的事實基礎上分析、總結、提煉出來的，因此必然對後世有一定的指導價值。對於蓬勃向上的民族、國家而言，瞭解各種“陷阱”理論，還有助於自我警示與激勵，發奮圖強，跨越“陷阱”。就中國而言，這種正面價值最典型者莫過於“中等收入陷阱”理論。

工業革命以來，經歷過經濟社會發展“起飛”的國家為數不少，但能夠修成正果、從不發達提升為發達國家者微乎其微。上世紀70年代世界銀行界定的100多個低收入國家中，到本世紀前10年進入世行定義高收入國家者只有4個，而其中只有韓國國土、人口規模還比較像樣，也不依靠天賜資源。另外3個國家都是資源豐富的小國，甚至是微型國家，初級產品行情一旦從牛市跌入熊市，他們的“高收入國家”地位也就岌岌可危。

大多數一度經歷過“起飛”的國家隨後都陷入了長期停滯(拉美化)，甚至在大規模動亂中喪失幾乎全部進步成果，我稱之為“起飛夭折”。

至遲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和決策層就一直在用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論自我警示與激勵;直到十九大報告做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判斷，仍然要一再告誡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所有這些，應該説是“陷阱”理論發揮的正面作用。

與此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陷阱”理論是在明確的、或隱含的假設下展開分析立論的，因此，其解釋過去、現實的適用性與對未來的預測能力必然相應受到一定限制，即使“馬爾薩斯人口陷阱”這樣流傳兩百年之久的“陷阱”理論也不例外。

在“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理論下，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以算術級數增長，由此必然造成日益膨脹的“過剩人口”，要在戰亂、瘟疫、自然災害中消滅。這一理論對沒有經歷工業化的社會而言頗有解釋能力，但工業化社會和社會福利不僅改變了生活資料的增長速度，更改變了人口的生育動機、生育模式，導致工業化國家人口增長普遍顯著減速，甚至負增長，人口老齡化、人口絕對減少成為工業化國家面臨的最大人口挑戰，中國也不例外。

又如發展經濟學中的“納爾遜低水平均衡陷阱”，它高度強調大規模投資對發展中國家打破低水平均衡的關鍵意義，但對人力資本和組織能力的意義估計不足。而從新中國工業化的歷程看，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倘若擁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資本，彌補資本缺口。

更突出的是某些“陷阱”理論，還潛藏着惡性預期自我實現的風險。典型如認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必然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認為守成大國撒手、新興大國無意接手導致國際公共產品不足、進而導致世界陷入戰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金融市場危機中有很大一部分屬於自我實現的危機，亦即市場參與者一旦形成了普遍的危機預期，從而爭先恐後擠兑、企圖全身逃出市場，即使基本面本來無虞，也會形成貨真價實的危機。失之偏頗的社會科學理論還會進一步加劇類似金融市場自我實現危機的機制，因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根本不同在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作為個體的人或作為整體的社會，社會科學的理論會影響接受這一理論的人的預期，人進而根據這種受到影響的預期採取行動。因此，良性的預期有可能自我實現好的結果，惡性的預期往往會導致自我實現的危機。由此看來，對上述“陷阱”理論，是否該有所反思呢？(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