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旦落實對華對抗性戰略 終會向現實低頭

編者按：2月以來，美國國會的聽證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其中，國防部長馬蒂斯介紹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與《核態勢審議報告》、情報界大佬分析全球風險等聽證會引起華盛頓戰略外交界的特別關注。在這些場合，中國無一例外成為高頻詞，而加在前面的限定語都是“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日漸興起的“戰略競爭論”是當下西方掀起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重要背景。作為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華盛頓吹起的風向經常會成為德國、澳大利亞等“小兄弟”追逐的潮流。“戰略競爭論”顯示美國以競爭定義整體國際格局，同時也暗含了一個令西方無可奈何的現實——美國的相對實力與影響力正在下降，而這也是他們要“警惕中國”的根源所在。因此，探討西方世界最近一段時間的“對華輿論攻勢”，美國因素不可忽視。

本文為《環球時報》深度報道解讀新“中國威脅論”下篇——從美國視角看新“中國威脅論”。

“戰略競爭”成華盛頓熱詞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年初到訪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紐約時報》從中看到的是“同中國的競爭”。文章稱，“美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關鍵地位如今正面臨着危險，中國主導的貿易體系已經減少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對歐美市場的長期依賴”。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威脅論”在華盛頓已成常態。然而在不少分析人士看來，當前這一輪“中國戰略競爭論”與以往有諸多不同之處。如《紐約時報》上述報道，從長期性、戰略性方面審視與中國的關係成為熱門視角，對發展模式和經濟實力較量的重視也上升了一個層次。“中國方式能否贏得未來”“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國正在逼近美國，我們對此在做什麼”……近來華盛頓一系列智庫活動的主題，恰是這種轉向的一種寫照。

美國對華競爭心態為何出現明顯上升？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著名中國安全問題分析師史文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首先是因為特朗普政府迫切希望表明，他們與其前任不同。他們認為，奧巴馬政府在對華問題上過於強調“安撫”了。史文認為，特朗普政府2018新年前後相繼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審議報告》3份重磅安全政策文件建立了一個新基調，“如果不打折扣地實施，將徹底改變過去40年來的美國對華政策”。

與此同時，結構性因素似乎也在起作用。榮鼎集團創始合夥人丹尼爾·羅森在題為《“後接觸時代”的美中關係？》的報告中分析中美關係特徵時表示，美國現在認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其中，經濟競爭佔據核心位置。而且，中國不再對自身體系保持以往的模糊性，正積極強調自己的不同。史文對《環球時報》記者説，目前美國政府內部有一股相當大且不斷增強的力量認為，中國在能力與意圖兩個方面正以一種“對手”的方式行事。

中美合作的天然支持者正悄然轉向？

來自政治領域的干擾給中美經貿合作帶來越來越明顯的影響。螞蟻金服收購速匯金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碰壁，華為與威瑞森、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合作發售新手機計劃遭遇政治阻力，美國商務部建議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實施關税、配額等進口限制措施……近期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無不讓人感到“寒意陣陣”。

特朗普政府去年底出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文件對經濟問題的重視被認為是一大“亮點”。報告強調，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當時，有白宮高級官員對《環球時報》記者明確表示，美國將就外國企業投資科技產業加強審查力度，此外，一個國家對美國企業的開放程度，將對該國投資美國時面對的政策產生影響。

今後，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難度可能繼續加大。美國國會正在推動通過《外商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以強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作用。該法案的主要支持者、參議院共和黨黨鞭約翰·康寧此前表態時公開以中國為靶子，稱中國通過收購美國企業的方式削弱了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

政治風向變化之外，中美合作的天然支持者——長期從中獲益的美國商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史文説，美中經濟合作正出現一種複雜情景：美國企業仍在中國賺錢，很多美國人也依舊從對華貿易中受益，但在美國很多重要領域，尤其是高科技行業的人士，與中國開展合作確實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美國商界希望獲得更多互惠性。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美國前助理貿易代表查爾斯·弗里曼三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的產業政策正把中國企業帶入更多與美國產生直接競爭的領域，美國企業界現在不再像以前那樣是美中合作的天然支持者。

“鋭實力”提法背後的心態

如果説，特朗普政府有關對華競爭的言論尚留有一絲委婉，那麼，美國戰略界和媒體當下正不斷炒作的所謂“鋭實力”則是將對抗心態表露得赤裸裸。

去年12月，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布報告《鋭實力：上升的威權主義影響》，首次提出“鋭實力”概念，指責中國、俄羅斯“通過操縱或歪曲信息來影響目標受眾”。隨後，美國媒體迅速跟進，掀起一股對華輿論攻擊，拿孔子學院、中國媒體在海外拓展影響力、中國政府推動人文交流、中國智庫赴美開展交流等説事。在近日舉行的一場國會聽證會上，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甚至稱，美國“幾乎所有領域”都有中國“教授、科研人員、學生”，這些或許可以稱為“非傳統的情報蒐集人員”的中國學者有可能正秘密地為中國政府蒐集情報，美國需對此構築一道社會防線。

此輪輿論風潮甚至出現“定點打擊”的苗頭。例如，《華盛頓郵報》專門報道蒙大拿州聯邦參議員戴安斯此前會見中國全國人大西藏代表團一事，影射戴安斯此舉同中國答應與蒙大拿簽署牛肉出口協議有關。《外交政策》發表文章點名批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稱該機構沒有披露其研究項目接受中國官方背景資金一事。

有分析認為，*這一輪對中國“鋭實力”的炒作是部分美國人“對抗中國”心理走向極端的反映。有美國學者提醒説，該國曆史上出現過多次排外風潮，當前媒體的指責顯露出了政治打擊的苗頭，這將對美國人開展同中國的正常交往造成較大心理壓力。*史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鋭實力”是對中國影響力的一種誇張。“要求有關行為的透明性、正視中國的影響力，的確非常重要，但不應該出現這樣一種環境——任何接觸都被認為是錯誤的。這是一種有害的、陰險的、類似於麥卡錫主義的現象，它基於對事實的扭曲和捕風捉影，而不是事實本身。”

“美國最終將向現實低頭”

不久前，有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內部人士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小布什在2000年競選總統期間也曾提出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同時批評克林頓將中國稱為“戰略伙伴”。上任後不久，他發現這種貼標籤的做法行不通。數年後，小布什再次被問及如何定義美中關係時回答：“這是一對非常複雜的雙邊關係。”分析特朗普政府“戰略競爭論”的前景時，不少專家認為，現實最終將改變這種對中美關係“簡單化、卡通化、單維度的描述”，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競爭強硬言辭很難真正轉化為政策。

在上文提到的《“後接觸時代”的美中關係？》報告就強調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在安全方面，我們必須在朝核問題上展開合作;在環境方面，我們必須就防治水與空氣污染進行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就更不用説了;在政治領域，多數國家抗拒出現美中政治模式之爭;在經濟領域，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機會可能(因美中對抗)被置於風險之中。”

史文對記者分析説，美國政府目前對華政策的闡述基於一系列“有問題的假設”。首先，假設中國是一個難以改變的對手、註定要顛覆國際秩序，而針對這一點並沒有事實根據。其次，假設美國的亞洲盟友支持非常具有對抗性的對華戰略，這同樣有問題，儘管這些亞洲盟友或許希望美國介入地區事務，但它們並不希望看到零和競爭，不希望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第三，假設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大幅增加軍事存在能震懾中國。史文認為，從整體經濟增長看，大幅提升軍費不現實，而且此舉落實後也很難達到預想效果，只會導致美中展開針鋒相對的較量，縮小對話與合作的空間，擴大誤判乃至嚴重衝突的空間。

美國採取相關行動將在中國引發反制措施，也是學者不看好對抗性對華政策的原因所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美中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對《環球時報》表示*，一旦真的落實更具對抗性戰略，美國政府將很快發現，這損害了美國利益。這種損害可能出現在貿易爭端和投資兩個領域。“美國政府最終將向現實低頭，因為一旦美國企業的利益被損害了，對政府的壓力必將導致其重新思考戰略問題。*”芮效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