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兩會·改革新徵程】陳晨晨：兩大維度把握當前企業改革

中國的企業改革是政府不斷調整和重塑市場權利的過程。縱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近年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調整進入新階段。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政府將持續“減少微觀管理、直接干預，注重加強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

在當前中國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尋求持續動力的時刻，如何認識市場的角色、尤其如何把握市場權利與政府權利的邊界，是市場主體最關心的重大命題，也是當前企業改革的關鍵所在。

破解“政府、市場關係”難題的中國智慧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放管服”改革將進一步深化。一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正是一部政府、市場、企業關係的變遷史。在未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推進中，將呈現兩大鮮明趨勢。

第一，從政府幹預的調整方式看，政府將會並且必須保持漸進性的市場干預調整。在當代中國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領域中，政府曾在短時間內迅速強化在資源配置作用的主導作用，其教訓是深刻的。未來在優化與市場關係時，適度干預與漸進調整是常態，對市場干預力度在短期內的大幅度上升或下降都是高風險選項。

第二，從政府幹預的調整力度看，各級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力度整體保持弱化，但在某些經濟部門、某些經濟領域中的干預力度將有所強化，尤其在微觀產業規制與宏觀經濟高度相關的領域。

以房地產市場為例，政府大量調控措施服從於對宏觀經濟的整體引導。從政策出台、調控力度與調控方向的演變進程看，房地產調控帶有強烈、靈活的“相機抉擇”特徵，但這種週期性干預仍以理性尊重市場供需與預期為前提。

橫向來看，當前反思新自由主義、重新審視“市場失靈”是後金融危機時代各大經濟體面臨的普遍課題。以美國為例，二十世紀的美國曾經經歷兩次重大轉向，一次是羅斯福新政，一次是里根經濟學。羅斯福以凱恩斯主義應對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由此開啓戰後黃金時代。而面對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與“滯脹”泥潭，里根以新自由主義糾正政府強力干預的負面效應，促成戰後的第二次繁榮。

解決好政府、市場、企業的關係問題，是一道世界性的經濟學難題。中國在改革中探索讓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各司其職的路徑，既要“有效的市場”，又要“有為的政府”，既是構建中國自身經濟體系的路徑，也是為破解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貢獻中國智慧。

把握企業改革的兩大維度

進一步聚焦到當前企業改革的棘手問題上，需要重點把握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兩大維度。

第一，“效率”問題始終是當前中國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破除國企發展動力不足、創新效率低下的制度性根源，有針對性地引入市場競爭，是當前國企改革路徑的正確選擇。

所謂有針對性地引入市場競爭，首先需要準確把握不同企業的功能。對於供水、供電、提供公共交通等供應公益產品或服務的企業而言，應加大國有資本投入，推動它們在公益領域做出更大貢獻。而對於一般性競爭領域的國企，應加快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依託資本市場，推進國有資產資本化，推動國有資本向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加快清理殭屍企業。在此過程中，注重培養國企的創新競爭優勢和創新積極性。

隨着市場競爭激烈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創新投入，是企業發展的重要規律，政府的創新驅動戰略引領作用至關重要。隨着越來越多的戰略投資者被鼓勵參與國企改組改造、國有資本流動性提升，這些企業參與創新性項目投資的意願將得到提升，這是激發國企活力的途徑，也是市場化發展的趨勢。

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作用決不應受到低估。在效率問題上，説到底，如果國有經濟選擇合格的經營管理者，健全監督和激勵機制，實現單位管理成本低於私營經濟並非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宏觀經濟運行面臨風險的情況下，政府主要通過國有經濟解決失業問題。國有經濟可以在不影響整體效率的同時，遵照政策決策增加就業人數。

第二，民營企業的發展需更好抓住國家戰略平台的機遇，這是老產業轉型升級、新產業做大做強的路徑，更是實現企業自身發展、共同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做出應有貢獻的機遇。

當前在激發民營企業活力的問題上，總體政策基調是要破除歧視性限制和各種隱性障礙，加快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落實保護產權政策。政府在宏觀領域發揮作用，企業在微觀角色上經營發展。

一方面，各地政府需要抓緊研究職能調整，包括政府各類工作者的標準化、法治化、信息公開，有所為，有所不為，為誠信體系建設營造環境。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也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正在建設中的、旨在服務國家戰略的平台，包括“一帶一路”和發展中的自由貿易試驗區。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讓民企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盡顯身手。民營企業自身壯大、走出去、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與國家實力提振、政策部署相輔相承。

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歸根到底來自企業。政府需要戰略和胸懷來創造最大程度的市場公平，消除企業的焦慮感和不安全感，讓企業在市場洗禮中發展壯大。但改革過程決不是對任何企業的“利益輸送”，它的目標是改善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在追求自身效益和結構優化的同時，應更多承擔社會責任，共同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