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溪濱：從資本三百年看全球治理的未來

資本全球三百年是西歐資本從區域走向全球的三百年，是西方政治統治世界的三百年，也是歐美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三百年。

資本全球化催生霸權式全球治理

三百年前在英國以瓦特改良蒸汽機為起點的技術革命,掀開了西歐的科技浪潮。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系統化(人類進入機器時代)、羣體化(西歐諸國及其近鄰)的技術飛躍，機械工業使生產力倍增、資本活躍，商品經濟得到空前大發展，最終導致西歐諸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資本取代出身成為國家政治的主導力量。隨後，西歐諸強逐步開啓第一次大規模資本全球化。

資本全球化給世界帶來新氣象，也帶來新衝突。這客觀上要求作為資本保護神的國家予以協調、解決，全球治理由此產生。以西歐為主體的全球治理，目的在於維護和擴大本國資本的利益，其手段包括以軍事優勢獲取談判和競爭不能達到的目的。

其結果是，在科學技術的支撐和超額利潤的誘惑下，西歐列強千年以來形成的相互敵視和競爭，不僅在形式上更加殘酷、血腥，在範圍上也不斷擴大——超越傳統的西歐，把過去幾乎孤立的世界各個地域捲入其中。

暴力和強權充斥着西歐諸強追求全球治理的全部過程，這導致兩類矛盾不斷激化，一是全球治理的主導國(即宗主國)之間的矛盾，二是主導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這幾近於把地球放在了火藥桶上，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所難免。

兩次世界大戰是典型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西歐諸國積攢了幾個世紀之久的物質財富化為烏有，美國繼承衣缽開始掌控世界。作為西歐政治思想繼承人的美國既沿襲了歐洲現實主義政治傳統的本質，又在全球治理手段上有所創新。

其中一個“高明”之處，就是以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為基礎的“民主與平等”理念重組全球治理框架，取代西歐諸強“暴力和強權”的全球治理。這在人類史上是一個進步，讓自西歐資本主義興起後就戰火不斷的世界暫時贏得喘息之機，為其他弱小國家和民族發展創造了條件。

但要注意的是，美國的全球治理並未擺脱傳統的霸權模式，因其根源在於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長期不平衡。美國的全球治理目標也仍是保持或擁有霸權紅利，只不過它的霸權紅利是其自身特點決定的“優勢利益”，而非西歐傳統上依靠戰爭和掠奪獲得的不平等利益。

霸權的自我吞噬與中等國家崛起

較之過去西歐的模式，連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人類史上“最仁慈的霸權”，並把世界的和平歸結為“霸權穩定論”，在新時期為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繼續存在尋求合理依據。但無論如何，其霸權的本質並無根本改變。而西歐的歷史已證明，任何霸權最終都將被自己吞噬。

冷戰的勝利把美國推到世界權力的巔峯，新興的半導體技術革命讓美國的物質財富進一步豐盈，而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又把西方政治制度、理念教條化、神聖化。於是，整個西方對自身治理模式由自信陷入迷信。以抽象的“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正確”，成為西方國家及其精英的政治道德準則。

出於對美國霸權實力的篤信進而對“政治正確”的迷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全球意識形態改造當作全球治理的重點。儘管遭到眾多國家反對，但掌握全球話語權的歐美政治精英，仍成功塑造了具有普世情懷的西方與失敗、集權國家的對立。在一番文攻武嚇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歐美開啓改造世界的進程，“仁慈的霸權”逐漸顯露出冷酷的面目。

美國改造世界的“努力”換來了什麼呢？除了一片仇恨以及一個個需要它不斷供養的所謂民主新政府，就是被改造國家或地區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勢力的滋生。相信霸權萬能的美國遭遇了冷戰後最大的挫折。

就在美國及其盟友西歐為“政治正確”而奮鬥之際，一批經濟規模上的中等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悄然崛起了。這是資本主義開始以來，第一次全球範圍內中等國家羣體性、持續性發展，勢頭可與資本主義開始之初西歐諸國的發展相媲美。

數百年來由西方主導的經濟週期的負面外溢影響，因中等國家的發展而減弱。中等國家合作共贏、經濟優先的策略給世界樹立了典範，不僅提升了各自經濟規模，而且形成了磁石效應，吸引了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紅利。

在全球資本三百年的歷程中，首次出現世界經濟發展的拉動以中等國家為主導，首次出現中等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全球性經濟政治組織，首次出現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全球化。這些無疑都對美國長期主導的“政治正確”和霸權式全球治理造成嚴重衝擊。

對未來全球治理模式的展望

縱觀全球資本三百年，科技讓地球變小，資本使世界聯通。作為科技和資本先發區域的西歐，一開始就主導了全球治理的手段、模式、進程，改變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命運。全球治理的霸權模式是歐美人的選擇，體現的是他們的國家觀、政治觀、利益觀和歷史觀。其他非西方國家都僅僅是這個過程的被動參與者。

這種霸權式的全球治理從英國過渡到美國已歷時二百多年。作為歐美國家全球實踐的產物，其存在具有合理價值，我們不能從空洞的道德角度因反感而反對。隨着人類思想的進步、認識的提高和國家國力的此消彼長，霸權式全球治理的外在形式、機理制度還將不停變化、調整，霸權國家會在“利益、責任和貢獻”中不斷取捨，全球政治治理方式也會日新月異。

許多學者都願把中等國家的崛起與全球治理的霸權轉移聯繫起來，或者直言挑戰美國的霸權。首先，這是典型的歐洲史觀邏輯，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就是這個邏輯，讓歐洲人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歷史尚在不遠處，中等國家要有這個反思能力。其次，霸權的內涵和霸權產生的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作為一個歐洲概念，它不可能再成為其他國家和民族追求的目標了。最後，不同歷史的國家有不同的處理國家關係之道，霸權在很多國家眼裏並非最好選擇。所以，把中等國家崛起與霸權轉移聯繫在一起本身就是脱離歷史、文化的無稽之談。

總體而言，對美國來説，跳出傳統的歐洲史觀，把中等國家的崛起看作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參與全球治理的新力量，讓更多國家為人類發展貢獻新方案，才是最優選擇。只有“開放包容、普惠共贏”的全球治理模式，才能讓世界更加和平、繁榮。或許也只有到那時，“世界史”才會真正開始。(作者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