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德國組閣成功留下的政治後患

隨着與聯盟黨的合作協議在社民黨內部獲得多數支持，大聯合政府重回德國政治舞台。經過5個多月組閣危機的折騰，儘管還是在默克爾總理領導下的左右翼聯合，但兩黨在德國新政府內部的權力平衡和合作方式都已發生變化，將給德國政治帶來後患。

權威受損的默克爾總理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能會不斷“製造麻煩”的社民黨夥伴;德國也錯失了一個鞏固其在歐洲領導力的重要時機，因此很難再指望德國能像先前那樣主導歐洲，更難以承擔起“維繫西方前途”的重任。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德國新政府，是兩黨在“維護國家政局穩定”和“避免再次大選產生更壞結果”這兩大緊箍咒下，相互妥協的產物，更多權宜之計而缺乏堅定的政治共識。兩黨將繼續承受來自於各自黨內的壓力，新政府的合作基礎將不斷經受考驗。

為實現從“堅持做反對黨”到“重回默克爾懷抱”的大轉身，社民黨不得不通過複雜的黨內民主程序來分擔政治風險，併為此迫使聯盟黨在多項重要的政策領域做出讓步來博取黨內支持。為避免重蹈在此前的聯合政府中因受制於聯盟黨而導致支持率下降的覆轍，社民黨將通過其在新政府中控制的重要職能部門來體現其政策特色，拉開與默克爾和基民盟的政策距離。一旦社民黨把握不好這種距離，默克爾總理就會遺憾地發現：她以妥協讓步換來的不是一位夥伴，而是一位試圖在新政府中扮演“忠實反對者”的對手。

基民盟看似坐穩了第一大黨的位置並以妥協挽救了德國政局，但代價是默克爾將面對黨內有關其讓步太多的持續批評，而一旦她對社民黨的左翼主張讓步過多，其政治地盤就會遭到政策上更右傾的自民黨和選擇黨的不斷蠶食。此外，要求其為黨內新生代政治人物鋪路甚至讓路的壓力將持續存在，兄弟黨基社盟也開始表現出離心離德的傾向。面對這些麻煩，相信即便是有着“政治平衡術大師”之稱的默克爾也會感到力不從心。

撇開黨內、國內的煩心事不談，德國新政府還將面臨對外影響力“縮水”的後患。就在德國困頓於內政而難以自拔的時候，法國則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暫時解決了內政問題，並將推進一體化激進改革作為其歐洲政策的主攻方向。

與社民黨要做“反對黨”的心態相似，法國也拒絕繼續生存在德國的陰影下，大有在一體化領導權問題上“撥亂反正”的架勢：法國仍然是歐洲發展方向的政治主導，德國要做的就是提供經濟和財政支持。儘管雙方都高喊“重啓法德軸心”，但各自所懷心思顯然不會像口號上那樣統一。在法國的“一體化攻勢”面前，當了多年家而知柴米貴的默克爾態度曖昧，尤其對花錢問題非常謹慎。

但以支持一體化為標籤的舒爾茨和社民黨想借此拉開與默克爾的政策距離，因此對馬克龍的主張積極呼應。儘管最終雙方在迴避了是否建立歐洲財政轉移支付體系的核心問題基礎上，達成了增加對歐元區的投資預算、成立歐洲貨幣基金等妥協，並且以“將一體化財政權能分別賦予社民黨掌握的財政部和基民盟控制的經濟部”的方式實現了某種平衡，但這種妥協和平衡極為脆弱：如果政策主張上的分歧難以彌合，即便是在投入多少和向哪裏投入等技術問題上都會成為將雙方拉入艱難博弈的陷阱。

新政府的倉促上陣和難以避免的內耗，將對德國的歐洲政策形成牽制。如果德國新政府不能在一體化問題上形成堅定共識，不能提出有別於法國的明確主張，那麼自歐債危機以來德國為建立在歐洲的影響力和主導權而付出的心血和投入的資源，就可能前功盡棄。

組閣危機帶來的時機錯失，還有德國在歐洲以外事務中國際影響力下降的後患。原本在推動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方面最為賣力的德國發現，一夜之間，法國和馬克龍成了歐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新旗手。而更讓德國失落的是，在與特朗普初遇不爽之後，組閣危機也讓德國錯失了與大西洋對岸的盟友改善關係的時機。

就在德國政界繼續糾結於用“盟友”還是“夥伴”來稱呼美國時，法國已經成了美國在歐洲的主要交往對象。除了美德之間深刻的利益糾葛外，特朗普也似乎更喜歡與同為商人出身的馬克龍打交道，而不是要捍衞西方政治道統的默克爾總理。德國新政府的延續性集中體現在默克爾總理身上，而這恰恰可能預示着德美關係不睦的延續性。

社民黨在德國新政府中將繼續掌控外長這一重要職位，出於拉開政策距離的考慮，它很可能會對原先把控外交大政的總理府發起挑戰。社民黨與聯盟黨在外交優先方向和政策表達方式上素有差異，這在上屆大聯合政府中已有體現。一旦社民黨要從總理府拿回更多外交自主權而默克爾又不願輕易讓步的話，那麼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可能存在的政策拉鋸甚至政令不一的狀況或許會蔓延到外交領域。現在德國急於要在歐盟推行“一致外交”來“避免歐盟被分化”，但恐怕當務之急還是先要解決好自身的問題，否則如果在外交上出現了政出多門、號令不一的情況，那麼受到損害的就不僅是德國在歐洲的威望了。(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