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中國不可“降服”,這是美國真正心病
作者:朱锋
美國對華關係中指責、怨氣乃至爭執的氛圍在加重。從去年底以來美國先後公佈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核態勢評估等報告,到最近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從特朗普政府提交措辭強硬的對華貿易大綱,到宣佈提高鋼鋁關税;從美國頻頻有人呼籲驅趕孔子學院,揚言限制中國留學生的專業和就業選擇,到“卡爾·文森”號巡航南海和訪問越南……彷彿突然之間,中美關係對立、衝突和不確定性的一面有所凸出。在此“多事之春”,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審視和看待中美關係?
為何對立與衝突陡然加劇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雙邊關係的“小氣候”與國際政治的“大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分析大國關係常常使用四種基本的分析範式:權力變更、國內政治變化、技術與武器的進步以及社會認同的再建構與社會化。
今天的中美關係,在這四種分析範式上都很容易得出“衝突難免”的結論。從中美之間的權力再分配看,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技術研發和創新領域也大步向前;從國內政治看,政治分裂加深美國治理困境,而中國則在政治核心的引領下沿着既定規劃穩步前行;從技術和裝備看,美國甚至擔心中國在人工智能、近太空武器系統和高超音速導彈等研發領域趕超美國;從認同建構的角度看,美國民主基金會拋出的中國“鋭實力”報告開始誇張地擔心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警告“中國規則”會顛覆西方主導的秩序。
這是一個在中美關係史上找不到對應點的時代,也是一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時代後國際關係史上從來未曾見過的時代。如果只是單純的權力變革,即美國人所謂的中國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答案倒會簡單得多,那就是同盟增強、國際體系再度“陣營化”,重回國際體系集團對抗的老路。但事實上,連大多數美國人都拒絕美中“新冷戰”,原因不僅在於中國是世界上人口和體量最大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已經廣泛走向世界、懷有愛國熱情的14億中國人不是其他任何國家可以“降服”的,這是對華競爭中美國真正的“心病”。美國還有一種“中國心病”,就是因無法有效影響和改變中國而產生的巨大失落感。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指出,這麼多年美國一直想通過對華接觸“改變中國”的計劃已經失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而且“挑戰”美國。當下中美關係充斥爭議和競爭,説到底是美國的這些心病和焦慮惹的禍。
相信中美關係的生命力
中美關係同樣也是當代世界最具生命力的關係。從19世紀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到二戰期間的反法西斯同盟,從尼克松訪華實現“巨人握手”到上世紀80年代後中美經貿關係高速增長,從今天中美對世界穩定與繁榮肩負的重大責任到人類未來的“智能化世界”,兩國的聯繫扯不斷、理還亂。中美關係難以成為一戰前的英德關係,也不會成為二戰前的美日或二戰後的蘇美關係。除了對手不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全球化帶來的仍在不斷深化的國家間相互依賴,信息化造就的中美之間廣泛的社會認知,以及世界政治中人性化價值的普及帶來的進步主義歷史潮流。
當然,今天中美關係中潛在的危險因素不能低估。當前對中美關係最大的挑戰不是東海和南海,不是“印太戰略”,不是貿易摩擦,而是兩國社會和民眾間的對抗情緒、相互杯弓蛇影般的“威脅論”、以及兩國政治和社會精英未能對雙邊矛盾和衝突予以及時管控。特朗普政府、美國國會以及美國的智庫、高校、研究機構尤需注意,不要給美國社會注入排斥性甚至仇恨性的情緒。一旦美國出現“新麥卡錫主義”,勢必會在中國引起連鎖反應。中國曾是美國狹隘、自私的民粹主義的受害者,1882年美國加州的“排華法案”就是例證。這慘痛的一頁對今天的中美關係仍具警示意義。
中美間的爭議和競爭並不可怕,因為對手不必然意味着是敵人,競爭者也可以是同行者。中美關係的處理需要雙方共同展現出堅定的戰略意志和戰略眼光。美國依然是唯一超級大國,1945年到現在在“老大”這把交椅上時間坐久了,難免“戀棧”。中國崛起主要集中在改革開放後的40年,對於美國的“中國焦慮”,我們除了正視和麪對,更需主動作為。管控中美關係,不只在於我們不做什麼,還在於我們能做什麼。今年2月以來,國務委員楊潔篪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先後訪美,保持兩國高層密切溝通。其中展現出來的穩定和管控中美關係的決心,是讓中美關係在曲折中前行的根本保障。
在同美國的互動和碰撞中壯大
當前中美關係中爭議甚至衝突的多樣性,基本根源在於美國國內而非國際。美國軍方需把中國樹立為重要戰略對手,以保證軍費和武器裝備;特朗普要把貿易赤字視為最大的“不公平”來源,實現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目標;美國的智庫和媒體精英要把中國説成“威脅”,才能獲得資源和地位。中國同樣需要防止簡單化甚至片面化的認識影響甚至主導對中美關係的處理和應對。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中國就是在同自己、同世界、包括同美國的互動與碰撞中發展和壯大起來的。中美關係的歷史性意義之一,就是對中國既是壓力又是動力,推動我們不斷變革、更好地融入世界、更積極地在世界舞台展現朝氣和進取心。從強調“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從中國入世到高舉全球化旗幟,從熟悉WTO規則到發展全球治理,處理好中美關係對中國發展與開放的意義,遠超美國對中國的制衡與限制。未來,我們需要讓中美關係再度成為中國成長、美國他律和世界繁榮的催化劑。(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