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中國崛起超越大國對抗邏輯

以冷戰結束為標誌，世界兩極政治對立的格局迄今消失已快30年了，但人類社會並沒迎來“天下太平”。

遭遇“9·11”恐怖襲擊後，美國把反恐擺在戰略日程首位，但結果卻是越反越恐，陷入封閉怪圈。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新幹涉主義的冒險等，過去這些年來世界政治生態讓人感到“混亂而失序”。在西方世界內部，經濟危機造成貧富對立，社會矛盾加劇，排外主義、民粹主義和保守思潮蔓延。在國際領域，西方大國拉幫結夥、恃強凌弱，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或壟斷國際事務現象時有發生。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是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主要障礙。

對此，西方世界無疑需要進行反思，而這其中最應反思的又恰恰是凡事強調“優先”“第一”的美國。中華文化主張和而不同、美美與共，在中國人眼裏，世界是展示人類不同文明的“大舞台”。而在美國社會精英眼裏，世界卻是你爭我斗的“大擂台”。

執着於尋找敵人和對手，是美國在二戰後長期鬥爭思維模式的產物。回顧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與世界政治發展歷程，我們更應看到，美國非但沒能充分運用好自身權力和影響造福國際社會，反而循着稱霸與對抗的行為邏輯越走越遠，揮霍了蘇聯瓦解後在經濟和政治層面留下的“冷戰紅利”。美國的學界和政治精英們鼓吹文明衝突，發動反恐戰爭，大肆對外輸出民主，挑動“顏色革命”，最終使美國成為世界政治的亂源和“麻煩製造者”。

美國等西方國家犯下的錯誤以及世界政治的混亂現實，使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美式思維”的負面效應甚至危害。作為新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一直在避免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陷入“纏鬥”，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促進自身與世界的共同發展上。

怎奈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等少數西方大國從未放棄以大國對抗的舊有邏輯對待中國的發展。在新近提出“鋭實力”之前，針對中國的各種軟實力攻勢從來就不罕見。在對華“唱衰論”近年來日漸失去市場的情況下，形形色色的“陷阱論”“責任論”層出不窮。無論預言國強必霸、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還是強調中國應承擔更大責任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最終目的無外乎都是在減輕美國自身壓力的同時，儘可能迫使中國承擔與自身能力不符的國際責任，最大限度遲滯中國的崛起進程。

對此，中國在扮演好全球發展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維護者角色的同時，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在超越大國對抗邏輯的基礎上確保自身正當權益。過去幾十年來，本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則，中國放眼全球，尤其注意與渴求發展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打成一片，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比較優勢，與國際社會分享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

一個極為鮮明的對比是，在中東、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地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一直在不遺餘力地輸出所謂民主，但結果卻事與願違，不僅沒能帶來民主與繁榮，反而導致不少國家和地區政局動盪、治理失敗、戰亂不斷。而中國給這些地區帶來的，一直是以促進和平、發展與繁榮為目的的真誠付出。

無論從較長的歷史週期還是未來國際力量發展對比看，當代中國的崛起與復興，都應該也能夠超越近代以來傳統大國的對抗邏輯。

一方面，當代中國的復興不是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參照物，而是沿着自身既有的歷史和現實邏輯展開。中國的“和”文化傳統和近代以來深受列強欺凌的慘痛經歷，都使中國對和平發展環境備加珍視，摒棄國強必霸的西式對抗思維勢所必然。

另一方面，在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國際力量對比已發生革命性變化。美國的霸權地位雖然仍將維持一段時間，但畢竟已今非昔比，不再具有輕易左右世界格局的能力。出於慣性，現今的美國政府依然打着“美國優先”的旗號，動輒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橫加指責甚至無禮干涉，但在維護世界平衡與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強的現實之下，美國施展這種霸權的空間正在不斷被壓縮。

隨着一個美國難以再隨意任性的世界逐漸形成，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也都應準備好迎接一個沒有霸權存在的世界。就此而言，超越大國對抗的舊有邏輯，還意味着以更加寬廣的視野和格局擁抱一個嶄新世界。

當然，超越大國對抗邏輯絕非一味迴避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不是不講鬥爭、甘受欺辱甚至坐以待斃。過去和當前階段，國與國尤其各個大國仍是國際舞台上彼此競爭的主角，在激烈的競爭面前，我們只能敢於鬥爭，才能在國際強權面前維護自身的利益。只是在這種競爭中，我們要清醒認識到，國際格局與力量對比的革命性變化，確實為崛起中的中國提供了超越一些舊有邏輯的機會和環境。20世紀已經過去，西方二元對立、零和博弈的舊有思維、行事方式和世界觀都在隨之沒落。我們則有足夠自信和能力，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各國人民一道去迎接和擁抱一個沒有霸權主導、全球化、多元化的嶄新世界。(作者分別是中國社科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歐洲研究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