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麗蓉：世界關注中國，中國絲路學振興不再是夢

近年來，中國因“一帶一路”倡議贏得眾多國家積極響應而被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而引發世界對中國的高度關注。其中，西方大國對“一帶一路”的關注五味雜陳、國際社會對中國19大與兩會的關注則充滿期待與關切。

在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之際，關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絲路學不得不面臨現實的拷問，歐美絲路學“領跑”與中國絲路學“碎片化”堅守的學術生態還會繼續嗎？中國的“被闡釋”與“被言説”的“失語”遭際還會繼續嗎？“西方中心主義”的絲路學西化研究範式還會繼續嗎？在必須重估“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當下，思考中國絲路學振興，既是學術問題，更是現實問題。中國絲路學振興雖恰逢其時，但因西方霸權主義的橫加干涉而充滿挑戰與艱辛。

一

隨着全球政治經濟重心重回絲路，許多國家都提出了絲路復興計劃，如日本“絲綢之路外交”、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中國“一帶一路”、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印度“香料之路”、哈薩克斯坦“光明之路”及蒙古“草原之路”等，這股絲路復興大潮已對全球化產生了深刻影響，“一帶一路”更為全球化增添了確定性與正能量，也因此使得西方大國對“一帶一路”橫加干涉：一是給“一帶一路”貼上“馬歇爾計劃”標籤。“馬歇爾計劃”因烙有意識形態濃厚色彩與大國博弈的冷戰思維而凸顯了西方霸權主義本質，西方將“一帶一路”誤讀為“北京的馬歇爾計劃”，旨在渲染“中國的戰略野心”;二是炮製“陷阱論”來歪曲中國的和平崛起新路。近年來西方先是炮製了“修昔底德陷阱”論，認為崛起的中國必然要挑戰美歐等現存大國且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繼而又炮製“金德爾伯格陷阱”論，認為中國要從國際公共產品受益者轉變為提供者定會無法勝任，這些“陷阱論”旨在歪曲中國的和平崛起新路;三是西方大國政客邊開罵邊找“替代戰略”。美國的班農在日本演講時妄稱“一帶一路”是中國稱霸世界的大戰略，在第54屆慕安會上德國外長加布里爾宣稱“一帶一路”破壞了西方秩序、法國總理菲利普稱歐洲“不能把新絲綢之路的規則交由中國製定”，美澳日印四國近期要推出“一帶一路”的“替代戰略”等，勾勒出西方政客聯手絞殺“一帶一路”的猙獰面目。

在這場西方圍剿“一帶一路”的輿論戰中，有一個現象令人深思：對“一帶一路”反應最激烈的德法美日恰是絲路學研究基礎雄厚的大國。其中，德國因產生“絲路學概念之父”李希霍芬而以絲路學創建者自居、法國是歐洲絲路學派的中堅力量且以“執牛耳者”自居、美國絲路學派政治化傾向日強且以力推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而自傲、日本的絲路學研究助推其“絲綢之路外交”的最早問世等，表明反對“一帶一路”的“急先鋒”實為全球絲路學研究的主導國。其原因在於，這些絲路學研究大國最懂得絲路與全球化發展的現實影響、最清楚絲路與中華文明的互構性、最擔心中國借路復興昔日輝煌、最明白“一帶一路”才是全球化發展的正道等“歷史真相”與“文明定律”，這是基於百年絲路學聚焦“中國與世界關係”研究後所得出的科學結論，但這一切又將意味着西方霸權主義大權旁落、地位不保，所以猙獰絞殺“一帶一路”也就成了必然之舉。

事實上，由李希霍芬等西方“探險家”創建的絲路學，烙有西方大國學術殖民的深刻印記。“一帶一路”卻使美歐絲路學霸權話語體系遭受空前挑戰，西方學界便以“學術方式”來銷蝕“一帶一路”軟力量，且集中體現為：一是對華傾銷西方概念。隨着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學界臆造了軟實力、硬實力、巧實力、鋭勢力、銀彈魅力等一系列概念來對中國的內政外交作出西化詮釋;二是對華滲透西方理論。用“修昔底德陷阱”論、“金德爾伯格陷阱”論及“債權帝國”論等妄斷中國和平崛起新路、抹黑中國發展模式;三是通過網絡與新媒體平台加緊實施意識形態滲透的“鬆土運動”與精神殖民的“學術滲透”，妄圖實現中國理論界的“全盤西化”。其實，中國理論界長期受西方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影響，甚至有些學者將西方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及建構主義等理論奉為圭臬，使得中國特色理論體系建構難以落實，中國絲路學也因缺乏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而長期“碎片化”。

可以肯定的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理論與實踐研究，將有助於增強中國學界的理論自覺意識與現實自省意識，進而提高應對西方大國“學術滲透”的抵禦能力，此為中國絲路學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

如果説1877年李希霍芬用《中國》與《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思考了中國的絲路輝煌歷史與19世紀中國積貧積弱的現實而開啓了絲路學的話，那麼1927年中國學者黃文弼因參與中瑞西北科考活動而思考了中國對絲路文明的貢獻與中華民族飽受外族侵略的現實並開啓了中國絲路學，跨越時空的中外學者都在思考“絲路與中國、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奧秘與“西方與中國、世界與絲路”的現實關聯，故而形成絲路學“既是學術的又是現實的”雙核特質，使得絲路學既是文明交往學、也是國際關係學，更是全球治理學。於是，在“一帶一路”帶動下，中外學者既以著書立説的方式深化絲綢之路基礎研究，又以建言獻策的方式掀起“一帶一路”政策研究熱，彰顯了絲路學“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輕的”特有魅力。

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大國一方面加緊了絲路學的靜態研究，另一方面又高頻發佈智庫報告，以集中於其對“一帶一路”的政治霸權主義影響與學術霸權主義的干涉。

美歐智庫高度關注中國議題，多看好“一帶一路”為全球經濟治理帶來的積極作用，但忌憚中國因“一帶一路”而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所以對“一帶一路”倡議充滿了懷疑與敵視，高頻使用“轉移過剩產能”“輸出中國模式”“破壞世界秩序”等詞語來詆譭“一帶一路”，從動機、過程、結果等質疑“一帶一路”：一是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自陷“大國變強、強國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大肆炒作“中國必霸”論，“一帶一路”被德國的智庫描繪成“地緣政治威脅”，“海上絲綢之路”更被美國智庫的葛來儀妄斷為“中國改變南海現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等。習主席於2014年1月22日接受《世界郵報》專訪時強調：我們都應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二是對“一帶一路”質疑多集中在項目運作上，包括債務、標準、透明度、公開採購等，反映了西方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方式、手段、成效及能力的質疑，因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與日本“絲綢之路外交”早已失去生命力，故西方智庫妄斷美日做不到的事，中國絕不可能做到，對“一帶一路”建設過程的質疑就是美日不甘失敗的情緒宣泄而已;三是當“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決議、19大又將“一帶一路”確立為“國際合作新平台”且被納入黨章後，引發西方大國的極度恐慌，誣稱中國19大海外宣講為“輸出中國模式”，表明“一帶一路”所彰顯的中國模式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正在產生的修正意義不容置疑。

同時，在“一帶一路”帶動下也出現了全球範圍的絲路學基礎研究熱，但“中國與世界關係”這一核心議題研究卻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政治霸權主義的影響。其中，美國學者F.斯塔爾等提出了“大中亞”概念，發佈了《阿富汗成功的關鍵：新絲綢之路戰略》等，為美國出台“新絲綢之路戰略”提供了學理支撐，表明美國絲路學研究日趨政治化的傾向。2017年6月，約瑟夫·奈撰文稱“一帶一路”展現了“中國宏大目標”，“中國並不是單純為了做慈善。將中國龐大的外匯資產從低收益率的美國國債重新分配到高收益率的基礎設施投資上是講得通的，同時這還能給中國產品開發替代市場。在中國的鋼鐵和水泥廠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中國的建築公司將從這些新的投資中獲利。而且，隨着中國的製造業向交通不太方便的省份轉移，改善與國際市場的基礎設施聯通也符合中國的發展需要。”這篇詆譭“一帶一路”的檄文暴露出西方學術霸權主義的真實嘴臉，並對全球絲路學研究產生了消極影響。近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用封面文章描述中國“鋭實力”，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登約瑟夫·奈的文章重點探討如何用軟實力來對抗中俄的“鋭實力”。印度學者臆造“債權帝國主義”一詞，勾勒中國借用主權債務強迫他國“臣服”的“帝國主義形象”，構陷中國正在使“從阿根廷到納米比亞再到老撾等多國陷入債務陷阱”，迫使這些國家為避免債務違約，痛苦地選擇讓中國控制本國資源，並喪失本國主權”，“‘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旨在實現神話般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計劃”等，均為西方政治霸權主義與學術霸權主義共同影響的產物。但是，英國的彼得·弗蘭克潘、美國的芮樂偉·韓森等人一改“西方中心主義”闡釋框架而重審絲路、還原真相，以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致力於絲路學基礎研究，借絲路視角發現了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尤其是彼得·弗蘭克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指出“中國是絲路開拓者與規則制訂者”，“一帶一路”是為造福天下而提出的一個“深度合作的黃金機遇”，這些觀念對歐美絲路學“西方中心主義”闡釋框架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標誌着在必須重估“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新時代，美歐絲路學陣營的分化已成必然。

可見，西方智庫的唱衰性報告與不實判定、西方學者的臆造概念、炮製理論等，表明歐美絲路學派妄圖通過把控“一帶一路”闡釋權來繼續“領跑”全球絲路學，西方霸權主義的學術野心昭然若揭。

(三)

自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起絲路學就烙上了西方化的殖民胎記，使得聚焦“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絲路學，形成了由西方的概念、理論、方法、闡釋框架、話語體系等組成的西化研究範式，中國雖為“研究對象”但卻淪為“被闡釋”與“被言説”直至“失語”，歐美學派“領跑”與中國學派“碎片化”堅守成了絲路學百年學術史的特有徵貌。

中國絲路學派“碎片化”堅守，既是西方學術殖民主義伺強凌弱的結果，使得誕生於戰亂的中國絲路學只能以敦煌學、吐魯番學等分支學派發展做守勢性存活。但也因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等“盜墓賊”起家的絲路學，使得中國知識界自魯迅先生起就形成了一種創傷性學術殖民的不良記憶並積澱成為避談絲路學的集體潛意識且影響至今，結果產生了中國絲路學“缺席”於“一帶一路”的奇怪現狀：要麼主張創建“一帶一路”學、“帶路”學、絲綢之路學等，要麼將絲綢之路基礎理論研究與“一帶一路”現實政策研究割裂開來。透過近年來中國的絲路研究熱，我們不得不承認，宏觀研究多於微觀研究、政策解讀多於學理闡釋、智庫聯盟多於課題攻關，“一帶一路”的學術運動化傾向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絲路學“碎片化”的程度。

為此，中國學界應對“三個超越”的中國文明交往觀、中國“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理念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國的全球治理觀展開紮實深入的基礎研究，以切實構建中國特色大國理論，在理論自信中抵禦西方大國的“學術滲透”，這是中國絲路學振興的前提與基礎。

當然，中國絲路學振興也需要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呼籲應儘快成立“中國絲路學會”，以整合全國學術資源啓動“三大工程”建設：一要遵循“盛世修史”規律啓動“絲路記憶工程”，重釋絲路與中華文明興衰、絲路與中國全球化經驗、絲路文明與東西方成長、絲路與絲路夥伴關係、絲路與絲路命運共同體等課題以還原歷史真相、二要與“一帶一路”支點國共建“絲路形象工程”，梳理絲路古國、絲路大國與絲路強國曆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等以深化絲路沿線國際關係、三要以“絲路學術工程”為抓手振興中國絲路學，廓清絲路學實為關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門百年顯學、揭示美歐學派“領跑”與中國學派“碎片化”堅守實為西方學術殖民所致的真相，在著書立説與建言獻策中振興中國絲路學，以“中國思想”為“中國方案”正名。

在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的新時代，中國絲路學振興不僅恰逢其時，還勢不可擋。中國學界應敢於擔當、有所作為以不辱使命。惟其如此，中國絲路學振興不再是夢。(作者是上外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新絲路學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