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的陷阱論！一味追捧將形成惡性效應

評：跨越各色“陷阱”的陷阱

(王義桅 中 程亞文 丁一凡 )

認清“陷阱論”的致命缺陷

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門的“陷阱論”給纏住了：“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等，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弄得國人如履薄冰，總是對未來捏把汗。

當“陷阱論”出入各種討論場所時，比較容易忽略的一個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很難不帶成見。它的缺欠在於：首先，它只是對有限區域的歷史過程的不完全總結;其次，它對複雜歷史進程的總結又是有選擇的，是對極為豐富的歷史構成的簡化;再次，這些“陷阱論”大多是戰爭勝利者對歷史的總結，反映了曾經勝利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利益觀。對歷史的選擇就是對價值和利益的選擇。當“陷阱論”為現實利益服務、成為控制或壓榨新興者的理論工具時，對歷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難免。各種“陷阱論”各有其隱含邏輯，無論贊同還是批駁，只要用其概念，就會掉入陷阱中。

比如“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前提是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沒有一箇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只能由霸權國家提供，才能維持國際秩序。在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不願繼續無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情況下，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否有能力、有意願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如果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會被認為是霸權國家行為;如果中國不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會被認為不負責任。

其邏輯陷阱是，這裏的公共產品與我們強調的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中性含義並不相同，只能由霸權國家提供，而霸權國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國真如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約瑟夫·奈建議的那樣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產品，美國的聯盟體系、霸權體系還能維持嗎？他這麼説，只是希望中國在一些領域給美國幫忙，而絕非希望中國真的取代美國。

另外，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經驗、階段總結，並不反映必然規律。比如鼓吹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説兩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歷史經驗能否適用於當今世界，尤其是東方文明古國，僅就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學界一直有爭議。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解釋只是其中之一，並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邏輯前後不一。可以説，“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給後人設的一個陷阱。

西方“陷阱論”層出不窮，其潛台詞恐怕是：中國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萬丈深淵。其本質是不認可、不看好中國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維的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代表了“普世價值”，終結了歷史選擇。這使西方總是不能實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國。擁有特長曆史、特大規模、特世俗社會以及特殊崛起這“四特”屬性的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奉這些“陷阱”為圭臬，將會形成惡性預期自我實現的效應，這一點尤其需要警惕。

走出“陷阱論”的歷史迷思

“陷阱論”近年來不斷花樣翻新。一些學者熱衷做“搬運工”，不少時候還把它們作為分析現實問題的入口，乃至不知不覺掉進了各種“陷阱”所設置的理論陷阱。

為何會有那麼多人對“陷阱”津津樂道？一個原因是，“陷阱論”中包含着一些真問題。今天各種“陷阱論”，大多先是在西方國家流行起來的，它所反映的一個事實，即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新興國家”的羣體性興起，西方國家傳統優勢地位的逐漸式微，以及西方內部經濟、社會和政治混亂局面的加劇，在20世紀下半葉曾較長時間都自信滿滿的西方人，如今在面對現實和未來時，已經充滿不確定感和迷茫心緒。

以各種“陷阱論”的方式表達出對現實世界的種種焦慮，這是很正常的。但“陷阱論”在中國引發“焦慮”，還與中國的國家特性與發展階段有關。與一般國家不同，中國是少有的領土規模廣大、人口數量眾多、族羣和文化構成繁多、地域差異顯著的超大規模國家。這種類型的國家，在平常情況下都會表現出遠超一般國家的複雜性。在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時期，內部變動激烈，由此帶來的問題和挑戰更會遠遠多於中小規模國家。當各種“負面新聞”通過各種網絡平台迅捷地到處傳播時，外來的“陷阱論”，總是容易得到被放大了的負面現實情境的印證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各種“陷阱論”面前所表現出的免疫力不足，所表明的是對歷史與現實的辨識能力還是有欠缺。而其成因，又在於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相遇時的相對弱勢，使得中國人長期在面對外來理論時，養成了十分顯著的學習者心態，批判反思意識不足。

這種被動學習者心態，與我們的歷史主體意識同中華民族燦爛文明不相匹配、對世界乃至自身的歷史解釋能力不足有關。中國以往的歷史記述主要是關於中國的，而在近代以來接受的區域史、世界史或全球史，以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西方歷史的一種延伸。當中國人在由西方學者提供的歷史中思考時，對各種“陷阱論”常常難有反思性回應。

還有，中國發展到今天十分不易。許多不自覺呼應西方“陷阱論”的國人估計也是愛國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但“陷阱論”的諸多缺欠，決定了它們只是“守成國家”維護自身利益、形成話語權的“軟權力”策略。以之觀察和裁決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不僅僅是先入之見，而且是強詞奪理。這些從有限經驗中總結出來、而又帶有明顯成見的話語，沒有辦法完全理解有着五千年文明傳統的中國，更重要的是它們可能根本就沒有想過要真正理解中國。

時易勢移，今天中國再次無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對自身歷史主體的重建工作剛剛開始，在知識、話語權等方面的建設上，需要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超越“陷阱論”的話語體系

我們需要冷靜看到，這麼多“陷阱論”被廣為傳播，相當一部分原因是西方掌控國際話語權。直到最近，情況出現了變化。

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為“在分裂的世界中構建共同的未來”。這聲音聽起來怎麼那麼熟悉？2017年，習主席在同一論壇上演講的核心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毫無疑問，世界經濟論壇今年的主題就是在呼應習主席去年演講的精神。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話語權初顯，主要是因為這些年自身發展得好。但我們要樹立自己的話語權，還要注意幾個問題。

首先，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沒能構建起完整的、受到世界認同的獨立話語體系。很多事情我們自己的理論總結還不到位，缺乏具體的參照和共性的指標。

其次，我們的一些學者和媒體，對很多問題的分析，基本上還是以拿來主義為主。在拿別人的信息來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時，難免會受到別人話語權的影響，因為這個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別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最後，國際話語權作為某種程度上的“軟實力”，是靠“硬實力”造出來的。美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總是以科技最發達、軍事最發達、經濟最發達，因而政治體制也最發達的形象著稱，所以它就容易掌握國際話語權。

中國要建立自己的國際話語權，必須創造一套能讓外界聽懂的話語體系，用簡單的事實、易懂的邏輯去説服別人，而不是用高深莫測的中國式話語去解釋。

我們要堅持自己的説法，不為別人設置的話語套路所幹擾。比如，中國這些年發展得好，是因為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西方輿論總是要把我們指責為“國家資本主義”，想把我們拖進另一種話語陷阱。事實是，中國不僅把經濟發展得有聲有色，而且制定了精準扶貧計劃，過去5年使6000多萬人口脱貧，還剩下5000多萬人到2020年前也要全部脱貧。這不是社會主義是什麼？

我們的學者和媒體從業人員都應以更加自覺的態度，拒絕盲從，增強自信，善於研究問題。不能別人説什麼，我們就跟着説什麼，把別人的信息直接翻譯過來採用。遇到突出事件，要多問幾個為什麼，要從多種渠道去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不能讓人家牽着鼻子走。

一個多世紀前，美國賢人愛默生曾告誡美國年輕人不要再吸食歐洲知識的殘羹冷炙，而要學會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用自己的腳走路。如今的中國人同樣要掙脱西方思想和理論的故步自封，敢於用自己創造的概念、以自己生產的話語來解釋中國甚至世界。中國這些年來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成功，已經為在知識體系中創造“中國學派”提供了良好條件。跳出西方理論工具來對中國的偉大實踐做出理論總結，已逢其時。

總之，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國際話語權，有助於外界不再跟着各種“陷阱論”去臆想中國，而是用比較客觀的眼睛看待中國，當然也有助於我們自己提升“四個自信”的自覺性，讓我們從思想到實踐都能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