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革新財產安全觀念

原本打算通過以自有住房抵押借債進行投資，結果遭遇騙局，要麼房產不保，被掃地出門;要麼雖然保住房產，卻背下鉅額負債。近日，有媒體報道北京“以房養老”騙局屢有發生，有老人甚至揹負400萬欠款。更麻煩的是，由於騙局設計“步步精心”，關鍵環節都披着法律的外衣，使得受害者可能陷入無法獲得法律救濟的境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大眾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曾經想都不敢想的鉅額財富。對於大部分城市中產階層以上人士而言，“萬元户”可能已經是有待扶貧的“困難户”，特別是北上深廣等一線城市，一套房產往往就動輒數百甚至數千萬。

然而，由於房價過快上漲導致的城市居民財富過於集中在房產上，而且居民財富增長過快、金融活動花樣百出，但全社會財產交易和財產安全觀念的變化並未完全同步跟上，從而導致居民財產安全出現新情況和新問題。

老年人上當受騙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幾條很關鍵：絕大多數老人都缺乏處置如此鉅額財產的經驗;他們對花樣百出的社會交易方式與金融產品缺乏認知，對其中潛藏的風險也不夠警惕;老人多是在人情社會中成長，但很少能夠有子女經常性陪伴，易於相信騙子的花言巧語。

實事求是地講，對於這種狀況，雖然有一些是老人自身的原因，但社會都應該以一種温和與同情的心態去看待，並積極予以回應。同時，國家法律和政策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國外已經有針對特定老人的“老年監護制度”，我國學界也有類似討論和研究，但現行立法中並未採納。鑑於我國老齡化情形日益嚴重，以及針對老年人財產詐騙情形不容樂觀的現實，建立老年監護制度顯然有一定必要性。尤其是在涉及到大額財產處置的時候，要求老人子女或者對其有監護權的人蔘與，是一個值得考慮的立法選擇。

如何避免今後此類事件的屢屢出現，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工作可以展開：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針對大額財產交易，我國民眾的觀念、社會觀念和制度也需要進一步的革新。其中，充分發揮律師的有效作用是一個最為現實的選擇。由於現代社會市場交易與服務的形式已經複雜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憑藉日常生活的簡單經驗已經不足以應對，越來越多中國人的知識得到提高是事實，但是因為行業和領域的細化，使得我們可能對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並不瞭解，因此很多時候在涉及財產、合同和協議等方面，都需要理財顧問、律師以及各種諮詢師等專業人士才能做出判斷。

不過，正因為與大額財產安全相關，這些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服務價格可能並不便宜，有的往往甚至可能還比較昂貴，而我們很多人尚缺乏“知識付費”、尤其是付費購買專業人諮詢服務的習慣。導致很多人並不看重，或者説不願意請律師來扮演“防火牆”的角色。在這方面，國外的“家庭律師”角色其實可供我們借鑑。這種律師可能同時為許多家庭，而且多是在專業人士看來不那麼複雜工作，價格可能並不是那麼“高高在上”。

其次，在實踐中，有關部門已經開始了努力。針對在老人受騙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公證環節，司法部去年8月曾下發通知對規範公證執業進一步規範。有些公證機關要求，涉及到房產交易的公證，必須在公證書中載明擬買受人，而且該買受人必須到場。雖然這樣嚴格的規定對於辦理公證可能會帶來不便，但這的確不失為防止老人房產受騙的一堵“防火牆”。

第三，習慣的養成需要一個過程，就需要制度來填補其中的空隙。法隨時變，期於便民。當前，對於大額交易，可以考慮在涉及到60歲以上老人且達到一定金額等特定情況下，鼓勵交易雙方諮詢符合資質的執業律師，甚至可以研究考慮將律師審核視為交易有效性的法定條件。而鑑於現時大多數老人既沒有尋求專業人士幫助的習慣，更沒有為其服務支付費用的意願，政府可以在特定情況下為其提供法律援助，逐漸培養公民、尤其是老年公民在大額財產交易中接受律師或專業人士服務的習慣。面對花樣翻新的騙局，既需要社會的觀念革新，也需要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