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濤：為原創性科研打造更有利條件

年間取得舉世矚目的飛躍，研發立項和撥款、項目驗收、論文考核導向等科技體制也逐漸成型。但坦率地説，過去中國的科技進步仍是以補課、跟隨、學習、模仿，然後部分改進為主。因為要補課的內容基本都是國外已經大致成熟，或已確認方向的科技領域。採用這種模式總體利大於弊，雖然也難免存在資金分配是否均衡，重複研究造成資金浪費等問題。即使只是重複國外的研究內容，創新性不大，但過程中也培養了人才。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客觀地看到，一切能夠列入指南的東西，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説都不具備原創性，這樣説顯然不是否認指南的價值。例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總體的方向已經確立，雖然還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東西，但大方向已經不會錯了，此時以指南為導向可以迅速地集中資源，快速地在此方向上獲得突破。但這也不意味着説這種“大方向確立”就一定是正確的。很多時候全球科學家一致認可的方向，最後還是可能會出錯。就算是人工智能，歷史上也經歷了多次起起落落。

更重要的是，隨着中國已經快將國外領先的領域挖空，該補的課也都補得差不多了，接下來要補的大課是自己走到前面引領世界。此時，挑戰和問題就與原來完全不同，現有科技體制有可能突然間出現不適應。創新，尤其具有原創性的科技方向，往往具有高度個人化的特點，只是極少數對該領域有天分的領先者才能作出科學的判斷。但有些判斷很可能是依據科學原理和直覺，它們很難有系統的可列入指南的依據。此時，我們原有的科技體制即使不能説完全失效，至少不再適應這種原創性的創新研究需要。

有個多年前的案例給我非常強烈的震撼，IBM蘇黎世研究實驗室中工作的科學家柏諾茲和穆勒首先發現鋇鑭銅氧化物是高温超導體，將超導温度提高到30K。因該項傑出成就獲得198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穆勒1963年就進入該實驗室工作，1982年被提升為研究員。成為研究員後該研究室管理方式有三個非常不同的地方：可完全自由地選擇研究項目，不要任何“指南”;不要任何作息時間要求;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穆勒正是在獲得這種自由之後，選擇了按常規理解根本就不具有導電性的陶瓷材料中尋找高温超導現象，並最終獲得成功。

按常規理解，以上三個管理制度簡直要翻天。但為什麼IBM蘇黎世實驗室會採用這種科技管理制度並如此成功呢？很多年後，我在學習企業管理課程時突然明白：一個成功的企業最重要的事情，是讓最優秀的、合適的人“上車”。如果是一個整天擅長於鑽空子的人，無論什麼管理制度，他都能找到縫隙。管理制度制定的再嚴格都沒有用。

對那些最傑出的、追求科學真理的人來説，一切形式上的管理制度全都是多餘的。伽利略、布魯諾甚至願意付出生命代價也要去發現科學的真理。對這些人來説，科研項目指南，論文指標有絲毫意義嗎？更別提作息時間。

前面兩個管理制度不管怎麼説還可以“勉強”接受，“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卻最讓人放心不下。創新性的科學研究有很大不確定性，有可能付出一生努力也一無所獲。愛因斯坦在晚年選擇統一場論作為研究方向時就知道，很可能此後的一生全泡在裏面卻一無所獲。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愛因斯坦在世時統一場幾乎毫無進展，但他開創的這一領域後來不斷出現傑出的研究成果，包括楊振寧與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場論。如果這樣拿出一生代價去進行開拓的人，付出全部努力因為沒有現實的業績就受到懲罰，這對那些科學的先驅者會是多麼殘酷和不公的事情。

當然，如果不能區別出誰是真正在進行科學的研究，誰是混日子甚至鑽空子的人，不要求任何成果的確可能是放開一個天大的口子。因此，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將中國的伽利略找出來，給予他們不要任何指南、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結果的“三不要”科技體制，這是中國能否從跟隨走向原創必需要解決的關鍵難題。(作者是上海析易船舶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