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進：德國如何規範師生關係

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自殺的悲劇再次將師生關係問題置於輿論關注的焦點。如何有效規範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避免類似悲劇重演，是人們目前普遍關注的問題。在此，我們不妨借鑑一些德國的經驗。

就文化而言，基督教對自殺者的否定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觀念無疑是降低學生自殺的第一道文化屏障。此外，德國和中國的師生關係性質有所不同。德國的師生關係是一種純工作性的關係，教師是專業人員，專注於學習上的問題，不涉及私人領域。而中國的師生關係更像是一種“教父式”的關係，教師除了關注學生的學習問題，還會在道德行為、私人生活等方面關心和幫助學生。

就國情而言，德國大學教授都有自己的秘書，會幫助教授處理報銷和日常管理方面的事務，不需要學生承擔這一職能。與此同時，德國教授的教席中還有專門的學生助理、學術助理、學術僱員等多種崗位，全都是制度化的工作關係。受聘者是和大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因此，也不是教授的“私人家僕”。這都從制度層面，避免了導師和學生之間出現類似我國存在的那些矛盾。

此外，現行的一些制度也有助於減少或者解決師生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首先，德國實行雙導師輔導制度，有助於減弱學生對單一導師的依附關係。當第一導師因為時間或專業原因不能盡心盡力輔導時，博士生還可以從第二導師那裏獲得幫助。

其次，用《輔導協議》規範和約束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該協議會詳細規定輔導的內容和範圍、見面討論的次數和頻率、雙方的各種權利和義務，等等。

再次，德國許多大學都制定了《良好輔導的準則》，明確良好輔導的特徵和衡量指標，提高輔導質量。此外，德國大學普遍制定了《良好學術實踐規範》，用以規避抄襲、剽竊、署名排序等方面的學術失範問題。對這兩類規範的遵守可以有效減少師生之間的矛盾。

最後，引入合理的衝突協調機制和更換導師的機制。在德國，當博士生和導師出現矛盾時，可以尋求學院內部信任的老師或學校內專職協調員的幫助。他們會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協調雙方的矛盾。如果雙方的矛盾到了無法解決的地步，就需要啓動退出或更換導師的機制。這種退出機制的存在可以為處於弱勢一方的博士生提供很好的保護。

當然，學生自殺悲劇的出現既有學校和教師方面的原因，也有學生個人方面的原因。教師可能只是構成了整個悲劇鏈的最後一個環節。學生此前所受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都可能對悲劇的發生有影響。認清這一點，更有助於我們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