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謹防抹黑中國的“假命題”固化

蓄意製造的“假新聞”一般是短命的，各國對此已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國家還立法防範和打擊，與此不同，刻意想出來的“假命題”卻往往能比較頑固地長壽，它們通常是某些專家和智庫的意見，因此帶着很強的權威性和影響力，決策層對此寧肯信其有，不願疑其無。也因此，假命題比假新聞對現實可能有更加持久和強烈的破壞力。更有甚者，假命題可以引導出策略和政策的誤判，比如，在歐美不斷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中國拖垮世界論”和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等。之所以稱之為假命題，是因為那些言之鑿鑿的觀點一再被證實是假設或妄想，與事實的發展和真理相悖。類似假命題近年來還在不斷出現，有的呈現出蔓延之勢，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當前，一個在歐美比較流行的假命題是把中國描述為造成“後西方”和“後秩序”的主要力量。去年2月，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智庫慕尼黑安全會議在其年度報告中稱，民粹主義和“非自由的力量”正在衝擊基於西方“價值體系”建立起來的現存世界秩序，全球正在進入“後西方”和“後秩序”的時代。該文件實際上把歐美國家內部以特朗普現象為代表的民粹主義，以及俄羅斯等被列入威權或獨裁的國家解釋為來自外部的“非自由的力量”，迅速發展起來的中國也被捎帶進去。一些歐美智庫斷言，威權政治在全球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也特別不忘把中國列入其中，變着説法地指稱中國是針對西方價值體系上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挑戰者。這個假命題已使歐美一些國家的政治家對中國憂心忡忡，有的甚至呼籲防範中國對西方的“制度性”衝擊，筆者近來在與歐美學者和政府層面人士的交流中，經常聽到這樣的觀點和由此表達的焦慮。

放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觀察就不難看出，世界的制度結構始終在不同文明的互動中發生或消亡着。區域或全球性的制度是不同文明體集體經驗和智慧的貢獻與積累，不是某一文明體獨一構建。無可否認，近代以來，特別是隨着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西方在全球貿易制度構建上做得多了一些，但這不應成為唯我獨尊的理由，更不應該當作全球制度建設排他主義的藉口。

然而，各國各文明體發展的願望是不可永遠被遏制住的，新興經濟體蓬勃發展，為包括西方體系在內的全球經濟貢獻出巨大的增長。這本該是信奉“人生就平等”的西方國家感到高興的，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不安與焦慮，“唯我優先”成了主導的學説，美國當先，直截了當。用美國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話就是美國“要決定做什麼怎麼做，規矩是什麼”。

與美國的“我優先論”有所不同，一些既受美國氣，又指望被美國領導的工業化國家面對新興國家自覺不自覺地熱衷於“我們優先論”，它們也一樣既從新興國家的發展中獲得了豐厚的利益，又難以超越西方文化中“優勝劣汰”的古老理論，看不清全人類同處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時代特徵，把充滿活力的新興國家，尤其是發展迅速的中國當作制度對手。於是，“後西方”“後秩序”的觀點在不斷蔓延，歐美一些智庫和學者不斷遊説稱：西方原期待中國隨着經濟發展能夠變成現有國際秩序的“負責任”成員，而現狀與西方願望相悖，或稱西方向西方開放，中國卻越來越封閉，抑或是中國正把經濟實力轉化成政治優勢與西方抗衡，云云。德國政壇已經出現“民主制度處於危險”之中的説法，態度若明若暗，似乎中國已經成為破壞這種制度的“非民主力量”的一員。

已經有歐洲有識之士對中歐中德間的“誤解”表示擔憂，期待雙方加強信息和觀點交流，避免“假命題”不斷固化，成為雙方關係的障礙。一位接近德國政府高層的人士借用漢語“危機”一詞建議，當前的誤解已經很深，任其發展可能危及雙方的關係，應該加強交流，為中德關係注入新的理解和信任。的確，在密切的經貿和政治關係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加強高質量的人文交流，促進在理念和觀點層面上的相互瞭解和理解，説明白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