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西方主流話語”一直在變

我們常説“西方主流”，以此觀念來認識和理解西方確實簡潔明瞭，化約了許多複雜內容。在大部分人看來，西方主流話語就是自由民主、自由貿易等。這當然都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的基本觀念，也是西方觀念對外示人的重要方面。但這些年，“西方主流”也在變化，它吸納了另外一些重要思想資源，變得越發豐富。

這些思想資源，就包括20世紀60年代後一些被視為“左”的觀念，比如環境關懷、少數羣體權利(少數族羣、同性戀、變性人等)、女性權利、動物權利等。這些話語都是物質豐裕後產生的新關切，隨着與之相關的理論日趨完備，從哲學到一般社會意識層面都成為社會的相對共識。一開始，它們對19世紀以來與工業化時代相關聯的那套話語造成衝擊，但現在已相對互補。

西方邊緣話語的主流化

20世紀60年代後期，西方經歷了一個左翼思潮流行時期。那段時間，青年造反、少數族羣和女性平權意識、環境及動物權利等關懷都產生巨大影響。“左”的思潮開始在相當程度上改變整個西方意識。

就以美國為例，當時它頂住壓力在外打“越南戰爭”，同時內部也經歷着大變化，少數族羣、女性、“同志”、激進青年等羣體大崛起並激發“文化戰爭”。這直接衝擊了白人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連國家認同也遭動搖。無奈之下，美國政府一面對佔領大學等動亂局勢強勢鎮壓，毫不客氣地把衝擊基本秩序的行為打下去，恢復社會正常運作;一面通過各種手段對這些邊緣訴求進行收編，使其逐漸成為主流的一部分。也就是説，雖然擾亂國家秩序的行為遭到鎮壓，但“文化戰爭”卻是以白人主流大讓步、各種邊緣話語大勝利為結果。

現在看，這個過程實際上適應了當時的多元羣體訴求和社會現實，也為美國全球“軟實力”進一步提升、更加適應全球化時代的運作打下基礎。它讓美國雖然輸了越戰，卻最終贏了冷戰，變成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經過美國內部多年的“文化戰爭”，這些新思潮對保守派形成壓制和平衡，改變原來的主導性話語，變成人們常説的“政治正確”，在教育、互聯網、文化創意以及藝術等領域都成了基本的常識性觀念。

20世紀60年代西方左翼活動轉型後留下的觀念，到上世紀90年代後，更成了自由派觀念和思潮的一脈。這時候，中產階層更加普遍化，青年雖然也對中產社會的壓抑文化有所不滿，但已沒有針對體制的衝擊或造反。而上世紀70年代後文化創意和計算機科技等“輕”的後工業模式流行，也為這些觀念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物質基礎。資本文化化、財富浪漫化，讓這些“六十年代思潮”進一步被主流有效吸納，克林頓時期到奧巴馬時期的美國就處在這個過程中。

配合硬實力影響全球

在美國國內主流化後，這些觀念和價值開始向世界傳播，又逐步成為全球主流話語。它們形成了一整套以所謂全球關懷為中心的新話語及“高概念”，變成一種全球性的所謂“政治正確”的新主流話語，其中包括環境保護、少數權益、性別平等和同性權利、動物權利等多種體系。

傳統大話語和這些新話語的組合成為現在西方話語和觀念的主體，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依存。這些年美國精英就是用這套話語、即人們常説的“軟實力”來配合“硬實力”對全球發揮影響，這也使這套新話語成為西方主導這一波全球化的重要觀念和價值中心，其他國家或社會對這套組合應對困難。西方全球話語當先，國家利益常常隱在後面跟着走。西方通過這套話語彰顯所謂“全球責任”來取得對世界的話語強勢，當然它在“硬實力”這個後盾上也從不疏忽。

總結起來，西方主流話語的全球化演進，主要是朝三個方向展開：一是跨種族跨國界的全球一體化導向。資本全球流動帶動各種因素都自由流動的所謂“平”的世界。在這個“平”的世界，西方的主導不僅是憑着過去的強權實力，還有更加明顯的話語優勢。它之所以能鼓動“顏色革命”，一方面是發達經濟和中產生活的誘惑，另一方面也有西方話語“誘惑”的原因。

二是以慈善、環保等為中心的社會關懷、環境關懷等營造的財富浪漫化導向。資本的面貌不再像過去那樣僅是逐利，相反，越大的資本越把自己打造成所謂慈善關懷、環保情懷的代表。這種“財富浪漫化”的走向近些年來越來越清晰，慈善、環保、平權等議題都是“大亨”或大明星們主導，較之那些面臨各種日常生活壓力的中產，他們好像“善良”得多。西方這些年一直都在推動這種“財富浪漫化”和“資本文化化”的進程。

三是女權、“同志”、動物權利等崛起造就的邊緣主流化導向。女性主義、“同志”文化、動物權利等形成多元靈活性，讓各種邊緣羣體有了與原來主流同等甚至更大的合法性。這些變化使“新精英”更多元化，不同勞動力羣體都被吸納進來適應全球化。好萊塢、硅谷、NBA球星等，都是這種全球化的新精英。

以我為主批判吸納

我們今天談論的“西方主流”，就是經歷了上述演變過程後，再通過西方的媒介和文化傳播成為具有全球主導性的理念。

這兩年“特朗普現象”的興起，雖以另類姿態衝擊了這一主流，但並未撼動它的影響力。除了西方發達國家，新的西方主流話語也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形成新的影響力。這些形勢超越了傳統上對“左右”的定位，使後者在這些話語面前顯得老派，難以回應新話語的衝擊。比如傳統的“左”是批資本的惡，而現在的新話語則相對脱敏;傳統的“右”認為現在的新話語“左”，是要顛覆西方社會，也顯得過時。説到底，新的西方主流話語根本就超越了“左右”那一套，它把西方變得多元了，原來自由市場、民主自由等話語或觀念，在這個過程中也使自身得到了擴展。

弄清“西方主流”的變化，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以我為主，既給予反思和批判又吸納其合理成分，也是當下所需要的。(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