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替罪羊”、政見不合、遭起訴......台灣高官辭職原因有哪些？

由於愈演愈烈的台大校長遴選風波，台灣當局教育部門負責人潘文忠日前以“健康原因”請辭，成為蔡英文行政團隊又一位離職高官。

在台灣公務人員體系中，大致可以分為政務官、事務官與民意代表這三類。各級民意代表由民眾投票選出，目前台灣立法機構有113席民代；事務官就是文官，通過考試進入公職機關，然後逐級晉升，最高可擔任當局行政部門副負責人，也就是所謂“常務副部長”；政務官則依託當局政治任命而產生，像潘文忠這樣的行政部門負責人（“部長”）便屬於此類。

雖然政務官看似位高權重，但在不少人眼中，政務官其實是三者中性價比最低的。事務官執行政務官的命令，如果沒有違法情況，便可以平安地待在機關直到退休；民意代表只要選得上，動動嘴皮子能幹個幾年十幾年的；而擔任領導崗位的政務官，能幹滿一任四年的鳳毛麟角，不是黯然求去就是被轟下台，成了名副其實的“臨時工”。

一方面，政務官多數來自於學術界或經濟界，精通理論卻疏於實務，慣於授業解惑卻拙於協調，這些精英未必能適應島內官場文化；另一方面，作為行政部門的一把手，政務官要面對民眾的挑剔目光與島內嚴酷的政治環境，有的幹了48天就宣佈辭職，強調自己像“誤闖政治叢林的土地，渾然不知周遭都是陷阱”。近日，島內媒體盤點了因為四類黯然請辭的島內政務官。

政績不佳請辭

這種情況是最常見的，其中又能細分成兩種，一種是自己幹到不咋地，第二種是替上級當“替罪羊”。這其中有代表性的職務就是台灣當局實際的二把手——行政機構負責人。從2000年民進黨上台開始算起，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朝執政共18年，竟換了14位行政機構負責人，最長的不過2年有餘，最短的竟不過百日。

由於衝在第一線，一旦出現民意下跌、出現執政危機、選舉失敗，都能成為行政機構負責人下課走人的理由，偏偏島內這十來年狀況又特別多，因此行政機構負責人如走馬燈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新的一位便是林全，他從2016年5月上任到2017年9月下台，幹了一年半時間。這一年多來蔡英文強推“轉型正義”、一例一休、軍公教年金改革、前瞻計劃，把要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接下來要拼2018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就順勢把林全換下來，讓綠營大佬賴清德接盤。這對於飽受綠營非議的“老藍男”林全來説，未嘗不是一種解脱。

遭起訴請辭

被稱為“台灣經濟之父”的當局經濟部門負責人尹仲容，則是遭起訴後請辭公職的第一人。

1954年，他被時任當局副領導人陳誠任命為經濟部門負責人兼“信託局局長”，成為穩定台灣經濟的關鍵人物。一年後，當局支持的揚子木材公司因為經營不善倒閉，參與授信借貸的信託局被牽連其中，尹仲容遭民意代表指控與木材公司負責人有所勾結，惹上官司。

儘管同年10月台灣地區法院宣判尹仲容無罪，但尹仲容還是宣佈辭去經濟部門負責人與“信託局局長”職務。他在請辭信中寫道：“惟仲容備位‘閣僚’，既需對簿公庭，自不能專心政務，擬請淮予辭去‘政務委員’兼‘經濟部長’職務，以免貽誤，公私均感，敬請鈞安。”雖然行政機構負責人俞鴻鈞曾慰留尹仲容，但面對洶湧的輿論，還是同意他去職。

直到1957年8月，尹仲容案情大白，又被當局重新啓用，他主持制訂的台灣《加速經濟發展計劃大綱》，為台灣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因病請辭

同樣為台灣經濟貢獻良多的行政機構負責人孫運璿，則是因病請辭公職。相比起尹仲容，孫運璿從大陸來台灣更早。1945年台灣光復後不久，他被任命為台灣電力公司機電處處長。當時“二戰”剛結束，台灣電力系統受損嚴重，一到晚上全島一片漆黑，臨危受命的孫運璿5個月就讓島內電力供應恢復80%。

1967年，他被任命為當局交通部門負責人。從上世紀70年代起，台灣“十大建設”中交通領域的六大建設都由他負責，這些建設為台灣經濟騰飛打下了基礎。之後在轉任經濟部門負責人後，他在新竹成立了帶有官方色彩的民間研究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如今，旗下的台積電和聯華電子已成為國際知名高科技公司。

1978年，孫運璿出任行政機構負責人。正在他仕途一路看好之時，1984年4月24日早起時突發腦溢血中風，不得不辭去公職，退出政壇，政治生命就此畫上句號。

前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郝柏村曾透露，蔣經國晚年曾親口對他表示，接班人選應該是孫運璿，“他堅持讓孫運璿做‘行政院長’，是預計任期屆滿時，讓孫運璿做接班人，但後來孫運璿中風了，連‘行政院長’也不能做了”。

多説一句，就是靠像尹仲容、孫運璿這樣的能人，幫助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政見不合辭職

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與上級無法共處，索性離職而去，最典型的就是宋楚瑜。

1974年，留美歸來的宋楚瑜成為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從此步入台灣政壇。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宋楚瑜輔佐李登輝接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和國民黨主席，自己也擔任了國民黨秘書長一職。1992年國民黨在民意代表選舉中遭敗，宋楚瑜被要求下台，李登輝出面指派宋楚瑜出任台灣“省長”，當時兩人情同父子。

之後，台灣在1993年舉行省長選舉，在李登輝的全力相助下，宋楚瑜以近60%的支持率成功當選。宋楚瑜四年“省長”任內頗得民心，聲望也達到巔峯，甚至有超過李登輝的趨勢。

兩人關係開始出現微妙轉變。由於對宋楚瑜巨大聲望不安，在李登輝的主導下，1997年台灣開啓“凍省”進程，旨在弱化“省長”職能，改由地區領導人直接任命無實權的“省主席”。

1996年年底，宋楚瑜宣佈“已請辭省長”。不過，這兩份辭呈，當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行政機構負責人連戰都沒有批准，直到1998年底，宋楚瑜以“請辭待命”身份恢復上班，完成最後兩年的有名無實的省長任期。這為宋楚瑜脱離國民黨參加2000年地區領導人選舉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