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羣：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三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在長期理論思考和工作實踐的基礎上，提出開拓性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對中華民族起源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多元論和一元論、本土説和外來説等爭論作出了進一步釐清和修正，對中華民族由多元朝向一體的歷史走向作出宏觀概括，引起海內外學界廣泛關注，迄今仍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長期醖釀過程中，吸收了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近年，又有一批學者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作進一步深入探討，共同為這一理論形成較完備的學術體系打下了良好基礎。可以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理論凝聚了眾多研究者的心血和智慧，已經不僅是費老作為一位學者的一家之言，而成為一個時期以來，我國民族學相關領域研究成果和主流觀點的代表性闡述。這一理論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田野調查、社區研究的基礎上，後來在配合中央訪問團進行民族識別、參與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等長期的民族工作實踐中，逐步形成極具現實針對性的學術成果，從而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性。

*比如，*這一理論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雖則中華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個民族都稱為‘民族’，但在層次上是不同的”，這不僅對“中華民族是不是民族實體”、“中華民族與56個民族是什麼關係”等長期存在的爭論作出鮮明的回答，而且為今後相關理論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導。比如，這一理論充分肯定自秦結束戰國割據局面後“統一的格局成了歷史的主流”，而無論是在統一時期還是在戰亂時期，各民族間接觸、混雜、聯合和交融是經常發生的，“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説是‘純種’”，這就為今天我國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慼與共、相互依存”關係的歷史由來和現實必然性作出進一步説明。*比如，*這一理論以很大篇幅梳理少數民族“多元”的來龍去脈，充分肯定少數民族在開發邊陲、發展經濟、傳承文化並最終由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貢獻，這同時也就從歷史的視角對今天國家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論支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與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統一國家的強烈願望高度契合，對理論與實際工作者普遍關切的民族領域重大問題作出有説服力的解答，應當説這是這一理論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我們今後完善和深化這一理論，應當自覺繼承和弘揚這一傳統，與中華民族為實現新的宏偉目標而正在進行中的建設與改革更緊密結合起來。

當前伴隨着國內外各種因素影響，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轉型，民族工作領域也出現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徵，許多情況和問題並不是都有現成答案，由此人們關於民族領域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工作原則的把握，存在種種差異。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作進一步學習、研討，對於我們在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中全面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一提法，可以看作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民族工作實踐中的進一步深化，對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繁榮昌盛將產生深遠影響，也是我們開展理論研究和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

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次全國性社會變革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推動中華民族發展成為完整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創造了重要條件。

第一次社會大變革，是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民族地區和全國一道，進行了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消滅了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一些民族地區廢除了奴隸制、封建農奴制，有一些由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一步跨千年”。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社會制度的基礎，同時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全國同一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在此基礎上各民族真正有了相互平等的可能性，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從社會制度上得到了保證。

第二次社會大變革，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推進，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人口流動的種種不合理束縛被衝破，少數民族有了走出傳統聚居區，在全國範圍內尋求更大發展空間的可能。超過2000萬少數民族羣眾到東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經商務工求學，約佔少數民族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已超過少數民族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全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人口流向少數民族地區，這使得各民族接觸、混居程度迅速提升，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普遍、經常和便利，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由此得到更加全面的鞏固和深化。

如何順應新的歷史條件，更好堅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方向，筆者以為有幾個方面需要更加自覺。

一是正確處理差異性和共同性的關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多民族是我國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發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同時強調，要堅持尊重民族差異而不強化差異，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強化特性，營造尊重少數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的社會氛圍。如果我們客觀觀察中國民族現象的歷史和現實，一個基本事實是，民族差異本身或者只有差異，並不能構成什麼特色和有利因素。如果只有差異和多元，只強調差異和多元，所導致的必然是民族之間的對立，乃至無休止的爭鬥和國家的分裂。只有在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實體的大前提下，差異性與各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並行，多元與中華民族一體並行，它才可能具有積極的意義，才可能成為某種優勢。

二是自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入。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各民族的發展演化都是在漫長曆史過程中各種形式的民族混居、遷移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斷地吸收、容納其他民族成分的過程中完成的。費老指出，“民族並不是長期穩定的人們共同體，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經常有變動的民族實體”，特別強調“過去對於歷史上民族之間互相滲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夠，特別是對漢人融合於其他民族的事實注意不夠”。歷史上的交融，使得中國各民族間界限不同程度地呈現出相對性、變易性，是動態的而不是凝固的，是彈性的而不是剛性的。如果我們違背民族現象規律，企圖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融合，不僅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招致損失，但也不能由此而放棄引導，甚至絕口不提促進交融。事實上，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各民族的優點長處不是被忽略，而是得到更有力的弘揚。比如這些年在文藝舞台上，少數民族的歌曲、舞蹈、風情展示所佔的分量明顯加重，也越來越好看。這不是民族文藝自我封閉的結果，而是衝出狹小地域，同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

三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新中國建立之初，在國家建構問題上，我國創造了中國特色的單一制統一國家基礎上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徹底與任何形式的“聯邦制”“民族自決”“自主分離權”“自治權高於國家主權”劃清界限。鄧小平同志1981年在新疆考察時鮮明指出,“新疆的根本性問題是搞共和國還是搞自治區的問題。要把我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要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要有民族區域自治法。新疆穩定是大局，不穩定一切事情都辦不成。不允許搞分裂，誰搞分裂就處理誰。”這段話清楚表明了當年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初衷和根本考慮。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我國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黨領導下的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都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擁有的地方。在自治地方，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共同建設各項事業。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這一系列論斷有力闡釋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大原則，無論是搞理論工作還是搞實際工作的同志，對此都應加深理解。

四是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運用到民族工作的各個領域，特別是理論研究和輿論導向方面。比如，要從中華民族整體性的視野，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連同接下來兩個15年，民族地區發展問題可能仍然是現代化建設中難度比較大的問題。從整體上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關鍵在於民族地區不能掉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幫助應兼顧地域因素與民族因素，同時要逐步向更多考慮地域因素轉變，即努力做到該地域各民族羣眾共同受益。民族地區在發展問題上存在的差距是中國經濟地域發展不平衡性的一種反映，民族地區的大多數問題是地區性的共性問題，而不是某個民族的單獨問題，不能由此得出我國民族間“事實上不平等”的政治性結論。比如，對於當前流入城鎮的少數民族羣眾的政策取向，應當是從勞動就業、技能培訓、子女入學、醫療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逐步實行均等化服務與管理，最終實現平等的市民待遇，在這個過程中促其形成“共同城市市民”認同觀念，而不宜刻意強調其民族身份，再把他們從城市社會人羣中區分出來。比如，在更多培養、使用少數民族幹部的同時，要鼓勵不同民族出身的幹部互相學習、支持、交流，成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進派和帶頭人。現在少數民族幹部隊伍構成已經不同於解放初期，幾乎全部而且全過程是在黨和國家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少數民族出身的幹部可以而且應當運用同本民族的天然聯繫反映本民族羣眾的利益訴求，但是其出發點，應當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整個中華民族服務。

費老30年前用這段話結束他的講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過發揮各民族團結互助的精神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繼續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發展到更高的層次。”他的預言正在變為現實。(作者是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