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木：在非洲當記者甘苦多

在非洲工作的幾年,是我30多年新聞生涯中，最值得懷念的歲月。

1982年底到1986年初,我作為《人民日報》常駐記者在非洲生活了三年多。這期間,我們先後以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為基地,採訪了東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十多個國家。如今，當我寫下上面的題目時,多少黝黑親切的面孔,多少醉人的異俗奇觀,多少友情交織的往事，多少當記者的甘苦，一齊浮現腦際，湧上筆端。

當我去非洲當記者時,非洲正遭受西方轉嫁經濟危機和嚴重旱災的折磨,困難之大超出我的想象。以坦桑為例,它的農業逐年衰落,工廠開工率不足30%,國民經濟增長率連續幾年為負數,物品極端匱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坦桑周圍不少國家,情況也大同小異。我們抵達達累斯薩拉姆的第二天,為買衞生紙和麪盆,費了將近半天時間,幾乎跑遍了該市大小商店,結果空手而歸。

這個地區的國家消息來源很少,信息閉塞,坦桑當時沒有電視;有幾個國家只有一份四開的小報,很少報道國際大事;多數國家沒有統計數字;各級官員對本國情況不甚了了。    

但我們同時發現,這裏的不少事情與傳聞不大相同。譬如,此地天氣並不熱,就我們到過的十多個國家的首都而言,除達累斯薩拉姆熱季氣温與上海三伏天時相近外,其他城市全年温度多在攝氏十幾到二十幾度之間,可説是四時如春,因此終年綠樹繁花,景色宜人。非洲還有許多世所罕見的自然景觀。至於非洲人的文明表現及其道德水準,更是令外來者吃驚。他們講禮貌,守紀律,熱情質樸,樂於助人。在公共場合沒有人大聲喧譁;買東西或上公共汽車都認真排隊,秩序井然。我在非洲三年多沒見過吵架鬥毆現象,得到真誠而不圖酬報的幫助不計其數。

上述情況,加之非洲在國際舞台上不佔重要地位以及外部世界對它缺乏瞭解、存在偏見,我們深感必須因地制宜,對非洲進行多層次、多側面的報道,以全面客觀地向讀者展示它的真實面貌,揭示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為此,我們在發專電的同時,還寫了一百多篇通訊和副刋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風土民情、自然地理等,對經濟報道和人物專訪則特別進行了嘗試，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好評。事實證明，只有抓住所報道對象的特點，才能寫出有特點的報道。

在觀察和報道非洲的經濟情況時，我們採取同情、理解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惟其如此，才能看到積極因素，發現進步，找到長處，使我們的報道不同於西方記者那種把非洲經濟形勢説得漆黑一團的報道。我們也試圖突破禁區寫了非洲國家的經濟困難及其主客觀原因，包括它們政策方面的失誤。因為我們不是幸災樂禍，而是滿懷對他們的同情和作合情合理的分析，因此這樣做並未引起駐在國的不良反應。報社肯定了這種作法，認為這在改變以往對第三世界國家“只報喜不報憂”的作法方面有所突破。

三年中，我們寫了從國王、酋長到學者、兒童的大量人物通訊，旨在從不同角度展示非洲人民的精神面貌。記者的苦心得到了讀者的理解。一位讀者在寫給報社的信中説：“非洲人有這麼高的精神境界，聯繫到我們人際間的許多令人不愉快現象，難道下值得深思嗎？”

材料的缺乏以及為了增加報道的現場感，我們不能不經常外出採訪，而且只要條件許可，就儘量乘汽車或自己開車，以增加旅途見聞。我們曾在博茨瓦納作過從北到南穿越卡拉哈里沙漠的九百多公里的旅行;涉足赤道雪山下的咖啡種植園;深入聞名於世的馬賽族聚居區;徒步環遊遠離非洲大陸兩千多公里的鳥島。對坦桑偏遠農村的那次歷險訪問，至今歷歷在目。

那次，我們採訪的對象是“革命媽媽”阿夏老人。她在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功勳卓著，因此在坦桑備受敬重。國家獨立後，老人先後被選為坦桑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委員(相當於政治局委員)。1967年，她響應黨中央關於改變坦桑農村落後面貌的號召，毅然辭去一切職務，到一個落後的農村落户蹲點。我們去訪問她時，正值當地旱季接近尾聲，廣大農民正用古老的傳統耕作方式，放火燒荒，準備播種。田野上到處濃煙烈火，車跡罕至的道路崎嶇不平。我們的車子三次被凸起的土壟頂住肚皮，動彈不得，幸虧得到老鄉的幫助，才免受拋錨荒野之苦。阿夏老人常回首都開會，對她的採訪，也可以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進行。但是，如果不去農村，離開農村這個典型環境，如果在《悠悠報國心》這篇通訊中不加進“她兩腳沾滿新鮮泥巴”，以及當地老百姓對她衷心擁戴和怕她離去的言語行動細節，就沒法充分揭示這位革命老人棄官務農的意義，以及她不計個人得失、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

1985年，遍及大半個非洲的大幹旱在繼續蔓延。9月，對非洲統一組織首腦會議的採訪一結束，我們即報名參加了由來自歐亞美洲的數十名記者組成的埃塞俄比亞災區採訪團。我們搭乘的是軍用飛機，艙內沒有座椅，只有緊靠着艙壁的兩排冰冷的鐵櫈子。沒有食品飲料供應，只有在機艙尾部擺一個供嘔吐和便解用的木桶。飛機清晨從亞的斯亞貝巴起飛，載着我們在好幾個難民救濟中心一次次起落。直到晩上8點多我們才被安排進一個小城市的旅館。旅途的顛簸勞頓，整日食水未進，記者們都被弄得精疲力盡。但我沒法入睡。無邊的沙海崇山，死蛇般乾涸的河流，褪盡了綠色和失卻了生機的大地，骨瘦如柴、坐待救濟的災民的悲慘狀況，一幕幕在我眼前閃過。作為記者，我必須儘快將一天來耳聞目睹的景況告訴讀者：非洲災情嚴重，非洲人民急需救援!我們那篇通訊《埃塞災區行》被破例地登在國際版頭條。因為文中有情有景，讀者反響較大。一分辛勞，一分收穫。我們為苦沒自受而備感欣慰。

作記者要腿勤、手勤，也要眼勤、嘴勤，要四方求索，“不恥下問”，在信息來源少的非洲採訪尤其需要如此。出租車司機、旅館服務員和街頭攤販，都是採訪對象，從他們那裏我得到許多可貴的幫助。

在《內羅比速寫》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十八層的希尓頓飯店建於1967年，28層的肯雅塔國際會議中心1972年揭幕，18層的東非保險公司大廈1982年峻工，24層的政府辦公大樓新近落成……”久居內羅比的中國朋友大為驚訝地問：“你在內羅比才住了三天，從哪裏弄來連我們也不知道的數字材料？”我的回答同樣使他們驚訝：“旅館服務員那裏。”這是真的。在內羅比逗留的那些天，只要有機會，我就同旅館服務員聊天。他們中的一位曾提前上班，熱心地帶我到旅館樓頂，打着有趣的比喻將市區的高大建築指點給我看。正是在他的幫助和啓發下，在《內羅比速寫》中，對該市的建築作了如下的描繪：“它們或如聳立雲表的古塔，或似剛破土而出的蘑菇;彷彿雕鏤精細的圓形筆筒，宛若光華熠熠的多稜明鏡;有的作凌空欲飛之勢，有的呈落地生花之態……”

記得一位很有名的外國同行説過這樣的話：記者這個差事是很苦的，它肯定會使人減壽。但很少人會有記者那麼多苦去甘來的快樂。他的這番話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我在非洲採訪三年多的深切感受。(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