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硅谷脱下“皇帝的新衣”

美國互聯網巨頭谷歌5月初悄然刪除行為準則中“不作惡”的口號。“不作惡”一直是谷歌最根本的行為標準，刪除這一關鍵條款某種程度上終結了谷歌的硅谷理想主義光環。

“不作惡”的標準在谷歌初始發展期發揮了顯著作用，讓谷歌員工、管理者們相信其在互聯網搜索領域的壟斷地位和海量數據資源是為完成“善舉”，塑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谷歌的成功也帶動了“不作惡”原則的擴展，臉譜、推特等後起硅谷巨頭均部分借鑑這一準則，將自身標榜為理想世界的塑造者。

“不作惡”的內涵隨之擴大，從單純的商業模式上升為一種世界觀、價值觀，成了硅谷理想主義與美式價值觀的混血兒。“不作惡”包含了技術的非軍事化、自由開放、反不公平競爭、保護用户隱私、與政治保持距離、不偽裝意圖、尊重網絡民意、輔助弱勢羣體等。“不作惡”成了硅谷的“政治正確”，也成了硅谷巨頭維繫壟斷地位的保護傘。美國政府一度非常歡迎這一帶有“自由民主”色彩的概念，甚至試圖把該理念打造為美國主導的互聯網普世價值，引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

但“不作惡”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方面，當前互聯網經濟主要採取的流量變現模式與“不作惡”存在天然矛盾。互聯網企業不可能永遠為用户提供“免費午餐”。用户數據成為互聯網公司爭奪的目標，利用這些數據，互聯網企業能更加精準的捕捉用户需求，從廣告、營銷和付費服務中獲利。而為讓用户心甘情願提供數據，絕大多數硅谷公司選擇掩飾這一意圖，在用户不知情的情況下收集數據。

另一方面，硅谷力量壯大後無法避免地攪入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被美國軍事情報部門拉攏、在兩黨之間選邊站。比如谷歌成了華盛頓最積極的遊説者之一，董事長施密特成為奧巴馬競選的重要幕僚，臉譜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遊説組織。斯諾登事件中，美國互聯網企業幾乎全部參與了國安局的大規模監控行為。這些事例讓“不作惡”越來越流於口號。2015年穀歌公司更名為Alphabet後，就將“不作惡”換成“做正確的事”，之後“不作惡”被不斷邊緣化，最終完全消失了。

如今，美國社會最關注的不再是這些巨頭能否“改變世界”，而是擔心它們到底收集了多少數據，是否會用這些數據操控用户、達到政治和軍事目的。褪去了“不作惡”的偽裝，硅谷面臨着選擇和分裂，一些公司會與美國傳統企業一樣，以參與政治換取保護。但另一些硅谷人則會反抗這股逆流，比如最近已有數十名谷歌員工因該公司參與國防部人工智能計劃憤而辭職，捍衞着自己的理想主義信念。(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