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基層治理法治化任重道遠

近日，河南蘭考縣惠安街道辦制定的《惠安街道辦紅白喜事操辦標準》引起輿論關注。其中提到，訂婚彩禮不超過兩萬元，索要彩禮過多者，交公安機關調查，嚴重者以販賣人口或詐騙論處。對於此説法，當地政府在回應輿論時承認，考慮不嚴謹，缺乏法治思維，下一步將進行修改完善。我們認為，蘭考縣惠安街道辦的回應雖然誠懇，但也説明基層治理法治化任重道遠。

當前，我國基層社會正處於鉅變過程中，很多新型社會矛盾湧現出來，基層治理任務陡然加大。一方面，社會新矛盾並未納入傳統治理軌道，基層政府很難通過既有治理方式加以應對;另一方面，這些矛盾又真真切切地影響着社會安定和諧，基層政府有責任及時回應羣眾訴求。這些年來，不僅在蘭考，在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天價彩禮、人情負擔過重等問題，已嚴重影響農民的生活質量，並引起系列社會問題，到了不得不治的境地。問題在於，類似問題大多不屬於法律可控的事務，而屬於基層治理中的“法治剩餘”事務。但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社會內部規範又失去了制約能力。這就導致轉型社會問題一旦出現就容易迅速蔓延，稍加不慎就會引起社會安定團結問題。

然而，強制干預甚而錯用法律來規制移風易俗事務，顯然是矯枉過正。動不動就用法律和行政措施，事實上是一種惰政行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經驗之一，便是要用説服的手段，而不是壓服的方式來化解社會矛盾。移風易俗是一件關於人心改造的工作，工作難度大，持續時間長，極其考驗基層政府的耐心耐力。但也正因為此，才真正體現出基層治理的能力。應該認識到，隨着法治政府建設的不斷深入，法律和行政措施受到嚴格界定，大量基層治理事務不屬於法律干預的對象，不能隨便啓動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而要依靠耐心細緻的羣眾工作。

法治化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向。基層社會治理往往更為複雜，對法治化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基層政府尤其應加強法治建設。簡言之，欲建設法治社會，先建設法治政府。只有基層社會治理真正融入了法治思維，規範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適用範圍，依法行政，讓那些“法治剩餘”事務通過羣眾工作，而不是行政、執法方式去解決，法治政府才真正建成。(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