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靜鈞：建設信用社會咋還成了威脅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近日一份報告稱，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僅僅給自己的公民“打分”，從而控制其言行，其影響力還滲透到國界線以外，波及外國企業和機構。報告的執筆人霍夫曼稱，該體系“有直接干涉別國主權的潛在危險”。

社會信用體系，是任何一個法治國家和市場經濟體都會認真建立與健全的社會治理工具和公共法律。未來理想中的成熟社會系統，就是一個成熟的社會信用系統為基礎的大成社會。我國從無到有，計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信用體系。這是在參照了美國的市場主導型模式、歐洲的公共徵信和私營徵信並存模式、日本的企業會員制模式等一系列西方經驗，再結合中國特色、中國大數據科技實力等，致力打造的一項宏偉法律工程。任何與法律問題有關的立法意見、執法經驗、司法判例，都可以在開放的知識體系基礎上暢所欲言。畢竟這一法律工程尚在建設中，只要是善意的，都會得到積極的回應。

在我國還沒着手建立信用社會之時，就有一些西方人士不懷好意地批評中國是“人治”社會，以有無“信用社會”來判斷中國是否為他們認為的“良治國家”，並以祖師爺的姿態指指點點我們該怎麼立法。而一旦我們認真開始這一法律工程，通過學習和借鑑全球各地成功經驗，開始打造一整套符合國際社會規範的社會信用體系，出台一系列與社會信用建設有關的法律法規，並開始以“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法治精神認真執法之後，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的噪音開始集體轉向。它們對本與它們的信用版本並無實質不同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發起了一連串政治攻擊和政治污衊，稱這是監視國民的“奧威爾式”統治，甚至把這一波我國民航管理機構規範外國航空公司地名標註的法律實施行為，也抹黑為針對別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侵略。真所謂，我們跟他們講歷史事即時，他們就跟我們講法律技術。我們講法律技術時，他們又講政治立場。一句話，中國做好還是做壞，都不會討得某些洋大人的歡心，他們只不過就是抱着政治上的偏見，找法律的茬兒，這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

中國的和平發展，總是被一些西方國家視為二戰以來由它們把持的國際體系下的異質與解構因素。它們總戴着政治偏見的有色眼鏡在布控對中國的遏制，總是以製造些刺激中國的政治事件為樂事，總能在中國所做的任何事情上潑點政治污水。如中國幫助非洲發展，它們就説是“新殖民主義”，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發出“一帶一路”倡議，他們就説是中國在走擴張主義。中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觀念，他們就説是中國在復辟明朝的朝貢體系。抹黑中國，已經成為某些西方勢力的習慣性姿勢，只要政治偏見不除，很多事情真的是“雞同鴨講”，談不到一處的。我們大可不必以某些洋大人的“驚詫”而亂了方寸。(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