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金融開放不是“城下之盟”

近期，關於中國開放金融服務業的話題成為關注的焦點，原因在於此輪金融開放的力度不可謂不大。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商務部最近發佈的《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我國已取消對中資銀行的外資單一持股比例的限制，允許外資銀行在我國設立分行或子行，將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和壽險公司的外資股比上限放寬至51%，到2021年全部取消股比限制。

基於此，有人認為這是在中美貿易戰中我國和美國簽下的“城下之盟”;也有人驚呼“狼來了”。但筆者認為，兩種觀點均站不住腳。

開放能提升經濟效率

把金融開放看作“城下之盟”的人，其背後的一個邏輯是：承諾金融開放就像過去簽訂不平等條約一樣，我們給外國巨大利益，卻沒有得到它們相應的回報。這個邏輯錯誤之處在於，沒有看到金融開放實現了我國對維護世界自由貿易格局的承諾，也沒有看到金融開放將提升我國經濟運行的效率。

首先，過去三十多年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讓我國積累了大量的儲蓄，這些儲蓄留在國內就變成了貨幣，提高了國內的槓桿率。金融開放有利於我國把儲蓄導流到國外去，在國外金融市場和直接投資市場上獲取較高的回報，實現保值增值。

其次，我國經濟處在轉型升級的關口，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是實現技術升級的捷徑。國外金融機構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之後，可以為我國企業起到資金和信息方面的橋樑作用。

再次，國外金融機構管理規範、效率高，它們進入我國之後，會通過競爭和人才流動提升我國本土金融機構的效率。

加入世貿組織之前，我國也出現了一次“狼是否要來了”的大討論，結果證明，對於“狼來了”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以汽車行業為例，當時一些人認為，汽車關税降低之後國內汽車廠家將無法生存。然而，過去二十年的歷史證明，國內企業廠家不僅沒有消失，而且實現了跨越式的大發展，國產汽車的份額從幾乎零增長到30%以上。究其原因，是因為關税下降之後，汽車從奢侈品變成了中產階級家庭的必需品，汽車市場大發展，從而為國產汽車提供了巨大的增長空間。

金融開放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果。國外金融機構產品線長，可以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多樣化的融資工具，國內金融機構起而效之，我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就會大幅度提高。

我國的資本回報率(利率)長期高於美國，為什麼大量資金還是流向美國？原因就是美國的金融市場非常深厚，綜合回報率高於我國。長期來看，我國具備成為一個世界經濟中心的實力，而一個強大的金融體系是實現這個目標不可或缺的拼圖之一。

“外國和尚”難構成衝擊

金融開放不是今天才開始的事情，過去二十年裏一直在推進。在一個國家發展的早期階段，經濟基礎不牢靠，家底薄，無法經受國際風波的考驗，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資本、特別是短期資本的跨境流動加以管制。另一方面，國內金融機構的規模小、業務能力不足，外資金融機構一旦進入，就可能完全抑制國內金融機構的發展，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也是必要的。

我國已經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金融業得到較為充分的發展。根據全球權威雜誌《銀行家》的最新排名，中國四大行排名世界商業銀行前四位;我國的互聯網金融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網上支付更是一枝獨秀。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開放不會對我國的金融業形成衝擊。

金融是具有高度“本地屬性”的行業，即高度依賴本地的法律、文化和網絡。我國的法律體系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法律體系，金融監管也有自己的特色，而我國的消費和市場文化也與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差異，因而，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進入我國市場之後不太可能取代我國自己的金融機構。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的金融機構已經在國內建立了強大的網絡，從商業網點到電子銀行、從代發工資到企業貸款，無所不包，外資金融機構很難全面滲透。得益於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我國的金融機構資金雄厚，利潤巨大，足以應對外資的競爭。

放眼世界，除極少數地區(如香港、新加坡)以外，本國金融機構基本上主導一國的金融體系。無論是就人口、疆域，還是就經濟規模而言，我國都是一個巨型國家，更具有消化外國金融機構的能力。事實上，過去十年間，製造業外資公司在我國的競爭力持續下降，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取消了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本土企業的創新和製造能力大幅度提升，形成對外資企業的擠壓。相較之下，我國的金融機構比我國的製造業企業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因而更沒有必要擔心被外資金融機構擠垮。

當然，金融開放不是無節制的開放，我國並沒有放棄對資本項下資金流動的管制。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管制短期資本流動，是發展中國家抵禦國際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不能輕易放棄。但是，資本管制是有成本的，會降低跨境資本流動的效率，因此，我國的資本管制是部分的，非緊急時刻不會收得太緊。與這種中間狀態的資本管制相適應，我國也不能放棄對匯率的管理。

四十年改革的實踐告訴我們，採取一些不那麼純粹、但卻適應現實需求的中間制度，是我國經濟成功的秘訣之一。當前的金融開放，仍然是沿着這個思路走的，因而在很大概率上是會成功的。(作者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