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正龍：美國“印太戰略”能走多遠？

上月，美國防長馬蒂斯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以下簡稱“香會”)上以美國政府的名義，全面闡述了美國“印太戰略”。特朗普總統入主白宮後，政府高層從鼓吹以“印太”取代“亞太”，到提出“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願景”，到發表《國家安全戰略》闡述當前印太地區不同“世界秩序之間的地緣競爭”，馬蒂斯演講標誌美國“印太戰略”正式落地。

美國“印太戰略”包涵四個方面內容：加大海上安全;強化與盟友和夥伴國的軍事合作;加強法治、公民社會和透明治理;提倡市場引領的經濟發展。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目標，是要在該地區採取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手段，遏制中國的崛起，削弱中國影響力，以鞏固美國的霸主地位。從根本上來説，美國“印太戰略”與“亞太再平衡”一脈相承，前者是後者的延續和升級，企圖在更大的範圍內遏制和堵截中國發展的勢頭。

人們不禁要問美國“印太戰略”能走多遠，是否會達到預定的目標？仔細審視美國的“印太戰略”不難發現，設想很美好，但現實很無情，前行的路上障礙重重。

首先，核心隊伍心不齊。在美國“印太戰略”的四個核心國家中，日、澳、印與美不是一條心，各有各的利益訴求，很難擰成一股繩，實現美國遏華抑華的目標。

作為日本外交的六大支柱之一，日本“印太戰略”側重於經濟合作，意在通過自由貿易、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促進亞洲、中東和非洲的互聯互通，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和“對國際法的尊重”。此外，還包括配合美國，對朝鮮半島事務和中國南海問題施加影響與干涉。針對中國的一面不言而喻。然而，由於美國政府推行“美國優先”，美日關係出現齟齬。今年初日本調整其“逢中必反”的對華政策，提出要將其“印太戰略”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聯繫起來並加以推進，改變該戰略牽制中國的目的，而使其成為中日兩國新的合作基石。

澳大利亞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大洋之間，從吉拉德以來歷屆澳政府都認同“印太”概念，並將其上升到戰略高度的層面，出現在從2013年以來的所有國防和外交白皮書中。從一定意義上説，澳大利亞外交政策就是澳方的“印太戰略”，帶有強烈的兩面性：一面“致力於同中國發展強大和建設性的關係”，一面又渲染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呼籲美國維持在印太地區的存在。在中美之間搞平衡是澳大利亞外交的最大公約數。對於美國“印太戰略”，澳方的做法是在擁抱的同時，又強調“解決全球性挑戰離不開中國作用”。儘管出於討好美國或者國內黨派鬥爭的需要，澳方不時出現一些“奇葩”的涉華言論和做法，但是搞壞對華關係並不符合澳大利亞的根本利益，澳方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行動空間有限。

印度總理莫迪在香會發表主旨演講，強調“印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不是一個戰略概念。他説，“印度不把印太地區視為一個戰略、一個排他性的俱樂部或者一個尋求主導權的集團。我們也絕不會認為它是針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顯然，莫迪講話與美國“印太戰略”並不合拍。印度不可能被美國“收編”，成為其“馬前卒”，印度仍將繼續維護其“戰略自主”政策，遊走於大國之間，從各方得到好處。以習主席與莫迪武漢會晤為標誌，印度政府調整了前一階段與中國對抗的做法，兩國關係重新走上合作友好的道路。

此外，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缺少抓手。儘管馬蒂斯講話中屢屢提及南海軍事化，但是南海爭端聲索國家對此集體“失聲”。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以南海爭端為抓手，挑撥離間，導致地區緊張局勢高燒不退。而現如今，南海地區形勢已明顯降温趨穩，並呈現積極發展的態勢，有關各方迴歸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爭議的正軌。美國積極拉攏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參與“印太戰略”，但應者了了。有意思的是，美日澳印都強調要發揮東盟的中心作用，但東盟對美國“印太戰略”卻三緘其口，關鍵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公信力和領導力下降，有關各方意見不一，對美國“印太戰略”很難形成一致看法。

更重要的是，“美國優先”增加了美“印太戰略”實行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執政的主基調是，在“美國優先”原則下，聚焦美國遭受不公正待遇，被別國佔了便宜，要大幅度提升盟國軍費份額;不分親疏徵收高額關税;就伊核問題和採購俄製武器實施“二級制裁”等。“美國優先”不但令世界很受傷，也讓印太盟國和夥伴國憂心忡忡。這從根本上攪亂了美國“印太戰略”部署，使其陷入了起步難的困境。

綜上所述，美國“印太戰略”前景暗淡，改變不了印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大勢，但對於美國在本地區擴軍備戰，必須保持警惕並有所準備。(作者是前駐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