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在大動盪中構建亞太安全新秩序

在世界面臨大動盪、大變化、大發展的時代，國際秩序兩大支柱，即經濟和安全秩序從內部和外部都受到巨大沖擊，充滿不確定性。

經濟秩序與安全秩序密切相關，亞太安全秩序的破碎和重構，需要放在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秩序混亂、亟需調整的大框架內審視。

當前的全球秩序面臨再次調整、重塑，主要特點：

一是世界格局從冷戰“兩極”，到美國“單極”;然後隨着新興大國的發展，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成為大趨勢，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型;如今“美國第一”支配下的美國全球戰略再次向“冷戰”回擺，其他大國或者被迫回應，或者從中漁利，導致地緣政治出現巨大混亂，複雜性、危險性大增，出現類似於一戰之前的情況。

中美關係40年總體維持合作鬥爭並存格局，但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從“戰略模糊”(非敵非友)走向“戰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後，更把中國列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貿易、南海、台灣等問題上遏制中國明顯加強。

二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博弈加劇，民粹主義在歐美氾濫，政治極端化、排外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盛行，由美國挑動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戰接踵而來。而資本強勢和政府不作為導致的各國之間和一國內部貧富差距擴大，成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西方國家尤為突出。

三是國際規則之爭加劇，相對平衡的國際貿易、安全、經濟、金融體系遭到破壞，國際新規則制定在地緣政治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又難以順利展開。在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戰狼煙四起中，政治、社會、經濟、能源等各領域的跨境、跨地區全球治理都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縫。現有治理架構難以適應新格局、新形勢的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舊秩序或遲或早的崩潰，國際秩序亟需調整。

現在看，美國不願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為維護美國霸權，不惜一切手段打壓、遏制新興大國和任何可能挑戰美國的國家。美國成為現有國際體系包括亞太安全秩序的“修正主義者”和最大變數。

四是從哲學層面看，世界沒解決好文明衝突還是文明融合的抉擇。美信奉文明衝突，對美主導的西方文明有強烈“優越感”，極力推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顏色革命”也好，軍事幹預也罷，都以“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文明衝突”為基本推斷。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比較容易看清楚亞太安全秩序的主要脈絡：

一是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已成定局。美國從2010年前後開始反思21世紀頭十年的得失，認為戰略失誤嚴重，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遭遇全球金融危機，軟硬實力損失慘重，於是對美國全球戰略三大板塊做出調整，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轉移到亞太，真正的目標是中國。這並非美國的戰略收縮或迴歸孤立主義，而是為了世界力量再平衡而主動進行的調整。

二是中美作為亞太主要國家，從合作與競爭的混合體，逐步走向戰略博弈和僵持幾成定局，這是一場持久戰。當然這裏講的不是戰爭，而是兩國的複雜互動或博弈。我們不能再有幻想，唯有積極妥善應對。

三是以美國軍事同盟為核心的安全架構得以加強，美國“兩洋戰略”逐步成形，“離岸平衡”與直接軍事施壓相配合，與中國倡導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思路發生嚴重偏差。

亞太除了中美兩國，還有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印尼、東盟等主要國家和集團，當然也可以把俄羅斯包括進來。把亞太簡單看作中美的博弈舞台，就把問題想簡單了。

亞太其實存在多元化的安全秩序，除了美國軍事同盟網絡，還有中國+東盟、中日韓、“一帶一路”、上合組織等形成的區域夥伴關係網絡。雖然那些組合更多是經濟聯繫，但許多已把安全合作擺在重要位置，這是國際關係和區域合作的必然。

接下來就要考慮如何調整亞太安全秩序，削弱對抗，增加合作的問題。

一是處理好中美關係。中美關係走到今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中國發展成長為全球大國過程中繞不過去的。關鍵在於雙方能否“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而不是“誤打誤撞誤判”，最後走向全面對抗。

貿易戰的發生來自以“美國例外論”為思想基礎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以及特朗普大喊“就業迴歸、邊境迴歸、美國夢迴歸”的“美國優先”核心訴求，更反映兩國在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深層次的矛盾和戰略取向的不同。這是不可調和的，唯一可爭取的是相互尊重底線。當然，這也不是中國一家一廂情願能做到的。保持對話，官方、非官方、前政要、智庫之間，老百姓之間，經常對話、交流十分重要，千萬不能老死不相往來，隔空喊話。

二是着手構建各種安全秩序相互兼容的混合型亞太安全秩序，而且與構建經濟秩序同步進行，相輔相成，互為支撐。

亞太地區的文明、文化、制度、社會架構錯綜複雜，我們須從正反兩方面看待這個現實。中國提倡集體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和全球夥伴關係網絡，是值得亞太各國認真思考的新路。歐洲聯合試驗的歐盟和歐元是全球治理的“特區”，但亞太未必能走歐盟的道路，美國也不會希望亞太走歐盟之路。其實美國對歐盟的發展心裏也是很矛盾的。

三是亞太區域龐大、情況複雜敏感，需從幾個層面來構建新的安全秩序，既要有全區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也要有次區域、小多邊(次次區域)的安全安排，不要圖快、圖大，一口吃成胖子。譬如瀾滄江次區域安全合作已經初見成效，上合組織的安全合作也已起步，中日韓除經濟合作外可考慮試驗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逐步過渡;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各種三方、四方對話機制都可嘗試;中等國家也要作出貢獻，而不只是在大國之間漁利或押注，因為多層次、多形式的對話是建立安全秩序的基礎和摸底，況且亞太安全秩序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成的。

四是在尚未建立合適的亞太安全秩序之前，亞太主要國家和組織都要採取剋制和包容態度，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局勢緊張的行動;同時可利用APEC等現有平台加強一軌、一軌半、二軌的對話，對今後的安全框架和安全秩序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和小範圍試驗，邊實踐邊修正，為尋找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安全秩序提供範本和經驗。

總之，我們需從戰略層面和歷史經緯，來分析亞太安全秩序調整和重塑的思路和路徑。老子曰：“過去未去，未來已來”。亞太局勢在國際格局轉換的“過去”與“未來”中跌宕起伏，必然產生許多不確定性和高風險。但越是有風險，亞太各國、特別是中美等大國，越有責任做出探索。在此過程中，美國需要放棄冷戰慣性，試着構建哲學家格雷所説的地緣政治和平共處的“妥協辦法”。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文明多元化是大趨勢，亞太安全秩序也終會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務於亞太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者是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