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瑩：峯會後，俄向前看美向下看

美俄領導人會見後，特朗普承受了國內巨大的壓力和洶湧的批評，但後續的“張力”也正在陸續顯現。積極方面包括：特朗普宣佈邀請普京今秋訪美，美俄國防部長或將舉行近三年來首次會談，俄國防部表示要落實赫爾辛基會見達成的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共識。

但更多美國學者對赫爾辛基峯會後的美俄關係發展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方面，美俄關係不會在短期內發生質變，會見的象徵意義要大於實際成果;另一方面，從防止局勢再惡化、促進關係正常化的角度來看，美俄已然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但欲速則不達。

從歷史來看，美俄(蘇)高層會晤的確會對雙邊關係發展軌跡造成一定影響。例如，2009年奧巴馬肩負“重啓”重任訪問莫斯科，並會晤時任俄總統和總理的梅德韋傑夫和普京。雖然簽署《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梅德韋傑夫訪美等事件讓美俄關係一度緩和，但2011年敍利亞內戰、2014年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危機讓美俄關係再次跌入低谷，從此在“新冷戰”的陰雲中一蹶不振。此次特朗普與普京會晤，不知是重複歷史，還是創造未來。

從現實來看，除了在地緣政治和安全戰略上的固有結構性矛盾，美俄國內政治差異造成的影響愈加顯著。

首先，美俄在政治價值體系上的差異造成兩國對此次特普會的評價和期望大相徑庭。相比美國上下對特朗普在赫爾辛基捍衞“美國利益”不力的撻伐，俄方則對“虛實兼備”的會議成果表現出了帶有不確定性的期待。相比莫斯科積極“向前看”，華府更看重眼前“底線”：俄羅斯是否會從烏克蘭撤軍、是否停止在敍利亞的敵對行動、是否承認干涉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問題不解決，美方就不會打開對俄合作之窗。

其次，外交決策結構的差異，限制了美俄領導人在關係改善進程中的主觀能動性。相比普京在俄羅斯外交決策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推行自己外交理念受到多方掣肘。在領導人或精英動員型政治模式下，莫斯科傾向認為赫爾辛基會見會帶動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變，但在美國政界學界看來，特普會的最大成果只是啓動了“頂層按鈕”，兩國能否實現關係正常化，關鍵要看外交決機構如何具體運作。

因此，早在特朗普和普京會見前，美國一些學者和官員就提出了“兩手政策”：一面繼續實行包括加強對俄製裁、參與解決烏克蘭危機、干預俄歐能源貿易、抵制俄在敍利亞的盟友伊朗等在內的傳統政策;一面敦促政府就保留《中導條約》、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依據《明斯克協議》解決烏克蘭危機等眼下最為緊迫的具體任務與俄羅斯協商，更提出了在總統會見後建立定期、有效的高層聯繫和工作委員會機制、確立兩國安全部門的密切合作、不設限地開展全面對話談判的建議。

美國政界認為，這些後續跟進工作比總統的寒暄示好更重要;甚至還有人指出，要想實現美俄關係的正常化，只能等到“後特朗普”和“後普京”時代，根本不能只依賴領導人的作用。

美俄之間不乏緊張因素，但無論是美俄兩國，還是身處國際關係格局鉅變中的其他國家，都應清楚大國之間不希望發生戰爭的“底線原則”。特普會終於成行，既反映了當前國際體系的複雜性，也展現了新時期大國關係構建的靈活性。(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