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亮：中資為何老被政治化

柬埔寨大選29日順利結束。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30日公佈的初步計票結果顯示，首相洪森領導的執政黨人民黨在各省的得票率均遠超其他政黨，因此將繼續保持執政地位。雖然一如外界預測，此次柬埔寨大選不會出現政壇“變天”，但在大選前後，有關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及中柬關係卻一再被西方輿論提及，“中國元素”再度呈現在大選進程中。

近些年來，“中國元素”出現在部分東南亞國家、南亞國家大選前後，已經成了某種“常態”。其中，中資議題政治化又是最為突出的因素。隨着“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推進，中資海外投資安全的議題受到廣泛關注，尤其中資在海外因所在國政壇“變天”而遭遇的風險，更容易被聚焦。但在東南亞國家，這種“被關注”尤甚，甚至無論“變天”與否，中資議題都會被政治化。緬甸、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柬埔寨，都是如此。

在東南亞國家政壇多黨角逐的過程中，中資企業在所在國相關的經濟投資行為淪為執政黨與反對黨爭論的話題，同時也因歐美、日本等國輿論的關注和炒作，而被描畫成中國在所在國擴大影響力和加強經濟滲透的政治行為。鑑於此，中資議題政治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建構起來的關於中國崛起和展現“中國威脅論”的話語表達方式。而從理論角度講，中資議題政治化存在着建構者、建構對象的主客體關係。因此，中資議題被政治化，也就存在着主觀層面與客觀層面的深層次因素。

從定義來看，中資議題政治化的主要建構者是所在國的部分政客、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媒體以及美日等國的輿論。任何話題和輿論的建構，從來都脱離不了建構者對建構對象的認知，中資議題政治化也不例外，也是建構者對中資和中國認知的反映。

所在國的一部分政客，有的基於對中國崛起和大規模中資落地的擔憂而炒作中資議題，有的僅僅是着眼於政黨角逐與鬥爭“為了反對而反對”，以中資議題、勞工議題等來攻擊執政黨。眾所周知，東南亞地區是各類非政府組織的“天堂”，環保、人權等各類功能性組織眾多，而這背後也不乏所在國政黨角逐或西方力量的影子。美日等國輿論憑藉着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權，基於大國角逐與競爭的需要，同樣不遺餘力地炒作中資議題，並以此大肆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再從客觀角度上看，中資議題政治化一再出現也有其原因。這在內容上大致包括下述幾點：其一，“丹瑞模式”的不利影響。“丹瑞模式”源自中國在緬甸的投資經歷。在內容上，“丹瑞模式”主要包括與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的習慣、對大型項目和標誌性項目的偏好及缺乏足夠的市場意識、競爭意識與社會意識。其二，對文化差異的忽視，這其中就以宗教習慣、文化習俗最為突出。其三，缺乏足夠的話語影響力。雖然中資企業已經開始注重公共外交與主動進行自我宣傳，但總體上，由於處於話語弱勢，中資企業在這方面的努力尚且達不到理想的效果。

綜合對主客觀兩個層面的考量，如何既保持中國與相關國家政治經濟關係健康、可持續發展，同時又確保中資投資安全，仍是需要我們探索的課題。(作者是廣西民族大學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