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忠：土美關係橫亙着結構性矛盾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把對土耳其鋼鋁製品關税翻倍，導致土耳其里拉大幅貶值，使土美關係的惡化程度進一步加劇。事實上，土美關係惡化經歷了一個較長過程，這一外交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對土耳其內政不滿的體現。兩國關係惡化與當下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也有耦合性，是國際格局轉化的某種體現。

因在敍利亞問題、埃及軍政府、居倫運動以及以色列問題上的立場分歧，雙方關係早在2013年就出現了裂痕。2013年底，埃爾多安暗示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稱其想用陰謀手段推翻正發黨政府。經歷2016年未遂政變和2017年總統制公投後，土耳其被西方認為日漸背離親西方的民主道路。美國政府2017年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沒有提及美土戰略伙伴關係，這在正發黨執政以來極為罕見，標誌着兩國關係遭遇某種持久性的衰退。美國政界和學界開始提出對土耳其加以遏制，於是逐漸演變成今年6月美國暫停對土交付預訂的F-35戰機，旋即對土耳其兩名內閣部長實行制裁，再到現在加大對土耳其鋼鋁產品關税徵收力度。

土美關係中橫亙着一些結構性矛盾，這成為雙方關係惡化的根本動因。比如，庫爾德問題與土耳其親西方外交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是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海灣戰爭中，土耳其為證明與美國的友誼而加入對伊拉克作戰，結果催生了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自治。由於至少一半庫爾德人生活在土耳其，這也從根本上損害了土耳其國家利益。基於這一教訓，土耳其在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中“忤逆”美國意志，拒絕美國在土耳其南部開闢對伊拉克第二戰線的要求，顛覆了美國認為土耳其理應配合自身戰略的固有理念。到了敍利亞戰爭，土美衝突進一步顯性化。土耳其將庫爾德武裝視為敵人，美國則將其視為共同打擊“伊斯蘭國”的一支重要地面力量。雙方對“敵人”認知的根本對立，是雙方國家利益衝突的表現。

這種國家利益衝突還體現在土耳其的國家走向上，這也是土美結構性矛盾的另一表現。美國只能接納一個世俗、親西方並在中東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土耳其。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對西方有關土耳其立場的底線有過經典論述，“只要土耳其國內政治不大幅度轉向伊斯蘭化，美國就應利用自己在歐洲的影響促使土耳其加入歐盟，並堅持把土耳其當作一個歐洲國家來對待。”但西方對當前土耳其境況的基本判斷，是政治伊斯蘭和土耳其民族主義力量異常強大，土耳其越來越不再是西方馴服的盟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特朗普聲稱美國與土耳其關係遠不如往昔。當下美土外交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源於美國對土耳其內政不滿。

美國現在發動“經濟戰”，無疑會對土耳其經濟造成嚴重打擊。2016年土耳其經濟出現活力下降跡象，但得益於財政政策刺激，2017年仍實現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強勁增長。不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帶來問題，尤其是通貨膨脹加大、失業率高企和貨幣貶值等，再加上難民問題，土耳其經濟更是不堪重負。也就是説，土耳其經濟結構中隱藏着的問題是土耳其里拉暴跌的根本原因，而美國的制裁則是雪上加霜。

但土耳其遭受的具體打擊有多大，則要看美國製裁的持續時間、制裁範圍是否擴大以及下一步土耳其經濟政策的選擇等因素。但總體而言，土耳其畢竟是中東經濟大國和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其經濟脆弱性不宜被誇大。它最終會在符合國家利益的經濟政策之間做出調和，而且歐盟、俄羅斯等一些國家也是土耳其可選擇的合作伙伴。另外在中東局勢前途未卜的當下，美國對土耳其的“管理”應該也有一定限度，不會過度擴大。

綜合來看，土美關係短期內難有根本改善的可能，雙方仍將維持現有的“冷漠”狀態。土耳其現在奉行的政策、對待“居倫運動”的立場以及在敍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行動，短期內都不會發生改變。美國的敍利亞政策、要求土耳其方面釋放美國牧師布倫森的決心以及在引渡居倫問題上的態度，短期內同樣無法改變。雙方極有可能從美國牧師問題上尋找某種突破口，從而較為體面地將危機控制在適度範圍內。

最後要指出的是，土美關係惡化還具有世界意義。特朗普當選後美國的搖擺、歐洲民粹主義盛行以及全球經濟動盪，使當下的全球秩序充滿了二戰結束以來少有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土耳其和美國這對60多年的戰略盟友越走越遠，埃爾多安和特朗普的性格都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加之土耳其與俄羅斯關係迅速改善，美國的推力又在進一步強化這一趨勢，這些趨勢和變化，都為當下世界格局的不穩定和不可預期做了註腳。(作者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