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警惕華盛頓推動中美科技脱鈎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媒體統計説，這是1978年以來最早生效的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説明了兩黨對法案內容的高度共識。在這份厚達800多頁的文件中，中國與俄羅斯成為最熱關鍵詞，充分體現了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大國競爭”基調。

相比政治、軍事領域，法案中若干涉及中美科技領域關係的條款並沒那麼刺耳，但每一條都將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法案要求美國軍方禁止購買中國生產的“受控電子產品”，將華為、中興等公司永遠拒止在美國聯邦採購市場之外。法案捆綁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改革條款，將加大國防部、中情局等國家安全部門在安全審查中的職責，對外國企業投資美國公司提供安全評估報告。除傳統併購行為外，CFIUS的審查範圍還將擴大到非控制性投資，其中包括美國“關鍵技術公司”與非美國實體就知識產權、專有技術等進行的交換與轉讓。CFIUS還將實行出口控制制度，要求美國企業在出口敏感技術產品時向CFIUS事先申報。

雖然CFIUS改革並未明確表明針對目標，但從其列舉的眾多事例不難看出,中國幾乎是唯一針對對象。法案生效將基本上阻斷中國企業併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的機會。事實上，“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早在2010年就將上述關切寫入年度報告，要求CFIUS謹慎處理相關併購。自此之後，CFIUS多次以“國家安全因素”否決了中國企業併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的行為，包括2016年勸阻仙童半導體接受中國收購要價、2018年否決螞蟻金服併購美國速金匯等。如果説上述否決案例還只是個案，如今阻止中國企業併購美國高科技資產則成為CFIUS的法定職責之一。

審查技術轉讓和出口控制條款則會產生更加長期、深遠的影響。法案在這一條款上給美國政府留下若干“自由裁量權”，例如在圈定“關鍵技術公司”“專有技術”“技術合作方式”等核心要素上，美國政府有着很大靈活空間，可以根據具體評估結果隨時調整寬嚴程度。出口控制制度則給美國阻止敏感技術流入中國加上“雙保險”，將把現有出口管制體系未覆蓋的新技術和交易方式納入監管範圍。兩項新要求對中美科技企業的合作與交易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兩國企業拿不準美國監管部門的尺度和標準，不得不做最壞打算。由於企業間合作需要投入巨大成本和前期準備，新法案帶來的不確定性可能產生“寒蟬效應”，將一些合作計劃消滅在萌芽階段。

中美企業間的科技合作是兩國科技交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兩國企業互有需求、互有優勢，都迫切希望藉助外國合作伙伴擴展海外市場，提高本國企業在某項技術領域的市場地位。企業間合作為兩國民間科研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應用市場和資金支持，一旦企業間合作動力不足，兩國各領域的科技交流也將隨之減緩。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福魯哈爾認為，此次CFIUS改革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即美國不再將經濟利益置於國家安全風險之上。誠如其言，美國在科技領域正放棄“商人思維”，不再相信通過市場擴張和技術輸出控制他國經濟命脈的大邏輯。從“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相關條款看，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對華態度已發生180度大轉彎，其對在科技領域被中國趕超的擔憂，甚至遠超上世紀80年代對日本企業併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的程度。美國對中國的目標正從遏制中國部分科技企業和科技產業發展，轉向尋求讓美國科技產業逐步疏離與中國的關係，最終讓中國無法獲得美國任何先進科技資源。

這種根本邏輯上的轉變將通過若干標誌性案例來實現，循序漸進地改變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和中國合作伙伴的看法。近期，美國谷歌公司和臉書公司有意重回中國市場，就很可能成為新法案的首個“試驗品”。兩家公司的中國計劃能否成行以及能將多少業務和技術帶入中國，都將成為外界看待該法案尺度的重要標杆。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44家軍工類企業實施技術封鎖體現出美國推動中美科技“脱鈎”的另一個戰略方向，即通過不斷擴大封鎖目錄阻斷中國獲取美國高科技技術。在愈發強調科技領域的“安全風險”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未來存在着不顧本國企業反對、全面阻斷兩國科技領域交往的潛在可能。

美國在科技領域轉變“商人思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一方面，長期下去，中國的市場和資本可能不再成為吸引、綁定中美科技領域共同利益的主要承載，因而不足以阻止美國政府採取破壞性的措施和行動。另一方面，中美科技全面“脱鈎”的潛在風險讓我們重新認識基礎科研和完整產業體系的極端重要性，中國應做好依靠“非美世界”和自身能力推動科研進步的準備。(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