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恪勤：面對美國的傷害，歐洲忍中有為

在美國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背景下，歐美這兩個傳統盟友間的關係成為學界和媒體持續關注的焦點。

歐美關係的不同階段

歐美是盟國，這是二戰後國際關係的常識。二戰後美國為遏制蘇聯集團和主導世界秩序，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一系列制度設計，例如北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歐美憑藉這些制度結成的聯盟，對內穩住了西歐局勢，對外聯合制衡蘇聯並催化其解體，主導了世界經濟發展大勢，其間雖有齟齬和摩擦，但大體上以合作為主，可謂近代以來西方比較成功的同盟體系。

蘇聯解體後，雖然對北約的存在意義有過爭議，歐美也在不斷討論聯盟的核心任務與存在基礎，但因相連點太多，雙方關係依照慣性繼續發展，並在應對前南地區衝突、圈困疲弱的俄羅斯、改造東歐國家，以及實現北約和歐盟雙東擴、對全球進行民主化改造等方面找到新的合作領域。

然而，國際大勢發展不斷侵蝕歐美關係基礎。冷戰後美國轉而把防止對美霸權形成挑戰的國家和國家集團視為對手，其名單中除了中國等國家，德國、日本等盟友也赫然在列，美國現實主義的利益考慮躍然紙上。歐洲一體化進入歐盟階段並快速發展，成為冷戰後國際關係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隨着歐元啓動、歐盟東擴，歐盟實力大增且獨立性增強，美國對此充滿警惕和忌憚，歐美矛盾不斷加深，一個顯著事件就是在對伊拉克動武問題上雙方的爭吵，為此美國不惜撕裂歐盟，搞出個“新歐洲”來對抗“老歐洲”。在歐債危機中，美國為了弱化歐元，也沒少對歐洲下絆子，其間歐美貿易衝突、德美監聽事件等大小摩擦不斷，歐美關係不斷疏離。

雖然歐美在應對新興國家崛起、國際恐怖主義、烏克蘭事件、“阿拉伯之春”等領域繼續合作，但在氣候問題、貿易摩擦、防務建設等領域的裂痕不斷擴大，雙方關係的聚合力與離心力相互撕扯，折磨着歐美領導人的“玻璃心”。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任無疑是個標誌，他擱置TTIP談判、撤出《伊核協定》、支持英國脱歐、同情歐洲民粹勢力、攻擊德國難民政策以及強壓歐洲國家增加軍費等，試圖逼歐洲盟國讓步，多開放市場、減少對美貿易順差、多為北約出軍費、在伊核等國際熱點問題上聽美國話等，背後的隱台詞則是歐盟不可發展太快，不能挑戰美國霸主地位，要繼續做唯美國馬首是瞻的盟友。

對於特朗普“面子和裏子都不給”的霸氣和欺凌，歐盟國家很生氣，不少國家的領導人都認識到，歐洲依靠美國的時代過去了，“我們不能再信任美國了”。但在如何應對美國挑戰的問題上，歐盟的反應依然複雜，意見不一。

既有被迫應戰派，認為特朗普的咄咄逼人逼得歐盟別無選擇，即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所言，“當有支槍指着我們的腦袋時，我們不會談任何事情”，有人甚至主張與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以及中國等合作，回擊特朗普的挑釁;也有再塑關係派，認為應發揮歐盟擅長擱置分歧、追求共同目標的特長，在與美衝突中反思歐盟的問題，在開放市場、增加北約經費、改變世貿組織爭端機制等方面對美做出適當讓步，對歐美關係進行再調整，甚至期待美能認識到真正威脅來自新興國家，力爭與美達成交易，共同應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俄的挑戰。

理解歐美關係的兩個視角

歐洲人複雜的心態折射出歐美關係的特殊性。理解這種特殊性，至少要從兩個不同視角看待歐美關係。

一方面，歐盟國家許多人對美留有餘地，仍然希望通過歐美關係再調整達到新的平衡，原因在於：首先，從二戰後歐美關係的結構看，歐美是多重網絡連接在一起的盟友，雙方在人員往來、經貿交流、安全防範、國際秩序等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而且歐盟對美市場的依賴、對北約的安全依靠等，都決定它還離不開美國。

其次，從歷史和文化大縱深角度看，歐美對始於希臘羅馬、經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而成形於近代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工業革命的歷史、理念、宗教、信仰等基本價值觀，有着共同的記憶和認知，這些是維繫歐美關係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再者，歐美在維繫西方集團利益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與戰略需求。近代隨着歐洲殖民主義向全世界擴張，西方與非西方的分野逐步形成。進入新世紀後，特別是美歐先後陷入金融和主權債務危機之後，西方力量的相對下降和新興國家快速崛起，令歐美產生嚴重擔憂。它們在內鬥不止的同時，也都把目光掃向中國等新興國家。2013年德美一些官員學者撰寫的《新權力、新責任》報告和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如出一轍，將非西方國家的興起視為重大威脅，把中俄等國列為戰略挑戰者。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歐洲對美國的欺凌既想反擊又左右環顧的立場。

另一方面，歐美畢竟是兩個國際關係行為體，在利益認知上也有不同點。從二戰後歐美關係史來看，美主歐從的不平等格局始終是歐洲國家心頭之痛，歐美利益不同時的齟齬、爭執甚至局部對抗，貫穿二戰後歐美關係的歷程，歐洲力爭歐美關係平等化的努力始終沒有停止。現在特朗普充滿霸權主義的威脅，無疑再次刺激了歐盟國家對不平等關係的憤慨，加重了歐美關係中的離心傾向，拉寬了大西洋關係的裂縫。

當特朗普把美國狹隘的國家利益放到第一位時，歐洲面臨的挑戰變得更加複雜：內部民粹主義受到鼓舞而更多強調再國家化，與美裂痕逼迫歐洲國家思考大西洋聯盟的牢固與價值;外部如何應對新興國家崛起，如何處理全球化下的各種挑戰，如何維繫國際社會的規則與基本穩定。

面對美國一次次傷害，歐洲一些人希望忍到“後特朗普時代”，但也出現許多面向未來思考歐美關係的積極聲音。比如在經貿問題上，有人提出歐盟應加快借助自貿協定方式，制衡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在與日本達成自貿協定基礎上,進一步加快與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的自貿談判等。又如一些學者提出超越西方，按國際新格局佈局未來的思路。德國國際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表示，“跨大西洋關係仍有很重要的意義，但看來可能這更多屬於過去而不是面向未來”。法國專家戈德利耶提出西方必須放棄自大，認識到“無西化的現代化”，接受新興國家崛起的新格局。

世界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革，西方統治世界的時代無法延續，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種國際力量合作共贏，這也許就代表了歐洲更理性的聲音，代表了世界更健康的未來。(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