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鴻武：中國對外援助的邏輯與使命

當今世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能生存和發展，必得與他國他族有往來、有合作，在互利合作中尋求自我的發展。今天，中國正與外部世界形成一種全新的利益共享、前途共擔的依存關係，當以自身的發展帶動他國他族之發展，又以他國他族的發展為自己發展的機會，從而與外部世界形成一種互為機遇、互為動力、自利與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國際關係結構。而對外援助與擔當國際責任正是中國在現代國際社會中與他國他族交往合作而形成的一種基本關係形態。

作為世界史上最古老且綿延迄今的文明的創造者，中華民族曾經為人類的進步與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發展數千年而不衰，就在於它自古而迄今就是一個羣體意識、家國意識、天下意識、責任擔當與憂患意識很重的民族。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終恪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世原則，秉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信念與責任意識，由此而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思想智慧與知識傳統。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援助與國際責任是隨着現代國際體系誕生而形成的，而現代主權國家的出現和以主權國家間關係為基礎的現代“國際社會”的形成，是國際援助與國際責任產生的兩大基礎。近代二三百年來，人類發展步入波瀾壯闊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面對全球人類發展的總體性與不同文明、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之間因發展的差異性而產生的矛盾與需求，在不同文明、國家與民族之間，在大與小、強與弱、發達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為和平與發展而加強合作並開展相互援助的要求與實踐也與日俱增。

作為現代世界體系中的國家，中國在進入20世紀後，在追求中華民族現代復興的過程中，也開始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新的時代起點與日見開闊的全球視野上，來思考中華民族在復興自我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過程中，如何在自存與共存、援他與助我、利己與互惠之間尋求適當之平衡，努力承擔起自己的現代意義上的國際主義與人道主義責任，對人類現代和平與發展做出中華民族的貢獻。

早在20世紀初葉，孫中山在領導中國革命時曾説過：“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而後又明確告戒後人：“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人民以自己英勇頑強的抵抗精神在東方戰場抗擊日本法西斯，救亡圖存之時，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做出了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在一篇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談到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時明確表示：“再過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進入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加要大變。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他還説，中國人口已達到6億多、國土面積達到96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大國，“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援助亞非拉人民的獨立與解放事業，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也因此成為新中國領導人的一種奮鬥理想與長遠目標。1963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非洲朋友時進一步表示：“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支援正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的義務”。

中國對亞非拉國家的援助開始於新中國成立後不久，迄今已持續六十年。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一個現代世界體系的參與者與改造者，中國的對外援助必須在道義、責任、能力及目標間保持一致，從而形成自身的特點並保持長期連續性。雖然許多亞非拉國家要比中國更弱小更貧困，因而這種合作關係更多地表現為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援助和支持，但中國的對外援助，也對中國自身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回饋推進作用。

根據一般的國際援助慣例，發達國家每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美元的援助，那麼最終會帶動雙方的經濟技術合作增加6美元的規模。2000年以來，中國對非援助開始增多，特別是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以後，每年中國對非援助逐漸達到幾十億美元的水平。這些援助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狀況，提高了就業水平，為中國對非貿易和投資的擴大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如2000年中非貿易額僅100億美元，到了2014年則超過了2200億美元。再比如説，現在中國每年向非洲提供幾千個來華留學的獎學金名額，讓更多的非洲留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這些留學生回去以後，將為所在國發展提供更強勁的智力資源和人才儲備，也將為中國企業擴大對非合作創造良好的人文條件。這是首先有利於非洲國家自身發展，同時也有利於雙邊合作的好事情。

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對外援助及其履行國際責任的問題，國際社會有種種議論。一些西方政客、學者和媒體對中國援助和國際責任的看法，常常是戲劇性、情緒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有時他們指責中國對外援助太少，説中國自私自利，不負責任;有時又指責中國援助太多，將中國的對外援助規模誇大到令人吃驚的地步，由此來暗指中國野心太大。許多時候他們也指責中國的援助不按規矩行事，破壞了西方在亞非國家建立民主制度、推進人權事業和實施良政的努力。事實上，對西方來説，首要的問題並不是中國對外援助的規模大小和承擔國際責任的多寡，而是中國是否按照西方的標準與要求去做，會不會成為與西方模式不一樣的“另類”。

近年來，在國內關於中國對外援助的爭議也時有發生。時常有人會問，中國還很窮，為什麼要援助其他國家，有必要嗎？對於一個利益與觀念日益分化和多元的時代，我們必須對中國對外援助的戰略意義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因為越來越明顯的事實是，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廣泛存在於全球層面，遍佈於世界各個角落，它客觀上要求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能重新認知自我，重新認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這其中也包括中國需要重新認知對外援助和履行國際責任的意義，需要認真思考通過什麼樣的體制機制創新與改進，讓中國的對外援助更好地服務於中國自身和整個世界的共同發展與和諧發展。

儘管遠非盡善盡美，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對外援助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有基於中國現代發展需要的戰略訴求與實踐方式，更有源自中國歷史傳統的文化支撐與理念基礎，其得失也需要從現代中國追求民族復興與推進世界和平發展的廣闊背景上來理解把握。(作者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