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耐藥菌威脅全球，新型抗生素離我們還有多遠?
出品|網易科學人欄目組 晗冰
圖示：納瓦爾特·奇普瑟姆身處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奇利瓦克河流域洞穴網絡中。
據國外媒體報道，面對新出現的耐藥超級細菌，堅定的科學家們正冒險深入地球深處尋找稀有和不尋常的細菌，而這些細菌可能是未來抗生素的希望。
2011年的一天，納瓦爾特·奇普瑟姆（Naowarat Cheeptham）第一次冒險進入鐵幕洞穴（Iron Curtain Cave），隨即黑暗吞噬了一切。這位生物學家轉過身去，離開了鐵梯——這是返回頭頂那一小塊陽光的唯一途徑——她強迫自己繼續朝黑暗前進。
48歲的奇普瑟姆被她的朋友們親密地稱為Ann，並不是偶然發現了鐵幕洞穴。這個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奇裏瓦克山區的洞穴是由當地建築承包商和業餘洞穴愛好者羅伯·沃爾（Rob Wall）於1993年發現的。沃爾常常在山上探險，尋找未知的洞穴，甚至可能會為自己的探險樂趣而打開洞穴。加拿大這個地區的許多洞穴實際上都是封閉的天坑。因此，沃爾的搜尋工作涉及到一個被稱為“挖掘”的過程，毫無疑問，沃爾正是通過挖掘對那些凹陷地面進行勘探。有一天，沃爾在穿過樹林的途中突然掉進了一個洞裏。第二天，他帶着一個朋友和一把鏟子回來了。兩人挖了三個小時，挖出了一個10米深的洞，洞底有兩個小房間。這就是沃爾一直在尋找的一切。
直到六個月後，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當沃爾向一羣朋友炫耀他的發現時，他們中的一個人才注意到有一陣微風從洞後吹過。所有人進行了調查，搬開岩石，結果打開了一個通往半公里原始洞穴的入口。地下的空間裏閃耀着石膏水晶，洞壁和地上滿是石筍和鐘乳石。從來沒有人去過那裏。“它很漂亮，”沃爾説。
2011年，奇普瑟姆聯繫到了沃爾。這位生物學家一直在尋找當地的洞穴進行探索，沃爾邀請她就奇利瓦克河流域洞穴（Chilliwack River Valley Cavers，CRVC）做一次演講，並解釋她的項目。奇普瑟姆解釋説，黑暗潮濕的地下洞穴裏充滿了生命，它們大多是未知的極端微生物，這些微生物所處的環境從生物化學上講對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形式都是不利的。對於奇普瑟姆和她來自湯普森裏弗斯大學（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生物科學系的同事們來説，尋找這些極端微生物不僅僅是一種業餘愛好，而是為解決當今人類面臨的最大全球威脅之一——抗生素耐藥性——而進行的最後一搏。
儘管極端微生物並不是尋找新抗生素的唯一途徑。但是，由於這些微生物不僅能夠在極端環境下生存，而且能在其他細菌可能死亡的棲息地茁壯成長，這表明它們的化學分泌物特別有效。洞穴是研究稀有細菌的豐富源頭，因為它們具有自然的生物多樣性，並且與細菌通常生長的其他環境隔絕。
實際上，被用來製造抗生素並不是細菌本身，而是它們的代謝物，也就是它們在生長過程中而產生的化合物。例如，酵母的代謝產物是發酵的結果。人們曾經認為這些代謝物的存在是為了殺死競爭細菌。然而，包括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朱利安·戴維斯(Julian Davies)在內的許多生物學家都提出了一種新思路，認為這種代謝物在自然界中的真正功能可能是充當細菌之間的一種語言，使它們能夠彼此交流並共享資源。在洞穴裏，這一點尤為重要。畢竟，正如奇普瑟姆所指出的那樣，“(在洞穴棲息地)，它們是競爭而死，還是共同合作生活下去更好?”
圖示：奇普瑟姆被帶領導鐵幕洞穴入口處。
在看完奇普瑟姆的報告後，51歲的當地洞穴學家道格·斯托羅辛斯基（Doug Storozynski）自願幫助她探索當地的洞穴。雖然不像附近其他洞穴那樣在技術上具有挑戰性，但鐵幕洞穴仍然會讓初次進入的人感到緊張，需要有經驗豐富的嚮導來指引其前行。當他們下到黑暗中去的時候，起初奇普瑟姆感到幽閉和恐懼。但是，隨着她和她的團隊在狹窄的空間中爬行、穿過冰冷的地下水道和粗糙的巖壁時，這個洞穴變得生動起來。鐘乳石懸掛在洞穴頂部，石筍從古老的地上升起。
細菌以石吸管次生礦物沉積物的形式存在於二次礦牀中——這種天然的鈣質沉積物也包括鐘乳石和石筍。在黑暗中摸索了15分鐘後，奇普瑟姆和她的團隊來到了山洞的後壁，那裏有一層紅色的、像窗簾一樣的灰泥堆積物，這就是洞穴名字的來源。在這堵牆的旁邊，洞頂向下傾斜到側凹的黑暗中。奇普瑟姆的目標是懸掛在洞頂上的60釐米長石筍。當藍灰色的洞穴在眼前逐漸成形，奇普瑟姆的恐懼被好奇和興奮所取代。
她爬到最佳的位置，跪在地面和石筍之間的狹小空間裏，從揹包裏取出樣品盒。她用無菌鑷子從第一個石筍的頂端刮下一個極其細微的部分，把它放進一個50ml的試管裏，然後把它固定住。她在頭燈的照射下迅速工作，將石筍樣品裝滿了自己所攜帶的六個試管。隨後，探險隊回撤到地面。奇普瑟姆將這些樣本保存在“冷卻袋”中，以保持細菌活性，以便於在她的實驗室裏進行分析。
在世界各地，從治療常見感染到化療的所有外科手術都依賴於抗生素。然而，在過去的十年裏，從大腸桿菌到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我們賴以維持生命安全的藥物都未能跟上這種感染傳染病和病毒的快速進化。隨着抗生素繼續失去藥效，我們甚至失去了治療最基本疾病的能力。這種形勢如此嚴峻，以至於世界衞生組織將抗生素耐藥性視為“當今全球健康、糧食安全和人類發展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
這並不是一場新的危機。2014年，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要求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 ‘Neill)調查抗生素耐藥性對經濟的影響。由此產生的《抗菌藥物耐藥性審查》（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報告指出，全球每年因耐藥超級細菌導致的死亡人數為70萬，到2050年估計每年死亡人數為1000萬。奧尼爾還預測，如果該危機持續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響應，由此帶來的全球人口將使得全球經濟產出降低3.5%，相應經濟損失約為100萬億美元——這大約相當於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5倍。然而四年過去了，我們離解決這個問題還很遙遠。
截至2018年4月，一種新的傷寒菌株——對五種不同的抗生素具有耐藥性——導致巴基斯坦的四人死亡，並影響島800多人的身體健康。同樣在今年，英國公共衞生部門報告了“史上最嚴重”的淋球菌感染病例，此前英國的感染病例從2008年的不到1.5萬例飆升至2015年的4.1萬例。即使是抗生素粘菌素——當所有其他抗生素都失效時，通常作為最終治療手段使用——也正在失去效力。美國微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在2017年的一次峯會上報告説，擁有抗粘菌素mcr-1基因的細菌現在已經擴散到世界各地。2018年4月，為了應對這種可怕的判病結局，巴基斯坦阿加汗大學(Aga Khan University)病理學教授魯米娜哈桑(Rumina Hasan)對《紐約時報》説，“抗生素耐藥性是對所有現代醫學的威脅——可怕的是，我們別無選擇。”
與常見的誤解相反，人類並沒有因為過度接觸產生對抗生素的耐藥性。相反，細菌本身通過進化來應對我們殺死它們的各種方法。根據奇普瑟姆的數據，在任何時候我們體內都有大約1.3千克的細菌。它們的總質量大致相當於人腦的質量。不管家用廚房清潔劑和肥皂產品如何做宣傳，但99.9%的細菌實際上是中性的，或者對我們的健康有益。
圖示：奇普瑟姆在她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大學城的實驗室研究細菌樣本
“以前，我們認為過度使用和濫用抗生素會導致細菌產生耐藥性，” 奇普瑟姆解釋説。“事實上是我們在訓練細菌。當細菌看到三氯生(在清潔產品、肥皂和牙膏中發現的一種抗菌劑)向它們靠近時，它們想要像地球上所有生命一樣活下去。大多數細菌會死亡，但有些會找到幫助他們生存下來的防禦機制，比如在細胞壁中形成一個孔，讓細菌釋放藥物的速度比藥物侵入的速度更快。”她用手指輕敲着桌子，強調了這一點，顯然她仍對其心存敬畏。“細菌比我們想象得要聰明。”
這並不是改變研究人員對細菌看法的唯一發現。“自1928年以來，我們就知道細菌可以進行無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但直到最近，我們才真正將後者(也被稱為“水平基因轉移”)和耐抗生素基因的傳遞聯繫起來，” 奇普瑟姆解釋説。
最典型的是，細菌通過無性繁殖產生後代，通過不斷分裂產生基因組的精確拷貝(這種方式稱為垂直基因轉移)。在無性繁殖情況下，抗生素能夠殺死有害細菌，因為抗生素每次處理的都是有害細菌的精確基因複製品。然而，在有性生殖過程中，基因在母細胞之間交換，而後代保留了這兩組基因，創造了一個更復雜的有機體。這可能發生在一個物種內部，也可能發生在物種之間。例如，並非所有的大腸桿菌都是有害的。但沒有什麼能阻止大腸桿菌的毒株(如O157:H7或O104:H4)與沙門氏菌混合，從而生成出更致命、更難以殺死的東西。
更棘手的問題在於，我們目前使用的大多數抗生素都被認為是“廣譜”藥物。從本質上説，它們被設計來殺死所有它們接觸過的細菌，無論是好的、壞的還是中性的。它們不擅長處理特定的感染，更不用説發生基因突變的細菌了。由於同時消滅了有益細菌，這些廣譜抗生素降低了我們免疫系統抵禦風險的能力。當我們的防禦能力下降時，耐抗生素的新菌株以及可能致命的超級細菌就會佔據上風。簡而言之，談到現代抗生素時，現行標準的醫療程序是在我們真正需要狙擊手的時候卻使用了凝固汽油彈。
奇普瑟姆是越來越多科學家中的一員，他們相信存在一種智能的——但也複雜——解決方案。截至2016年，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生物學家估計，99.9999%的微生物物種(約1萬億種不同的微生物，它們的天然化學分泌物構成了所有抗生素的基礎)仍有待發現。奇普瑟姆相信加拿大的鐵幕洞穴——因為其豐富的鐵礦牀而得名——是我們找到這些新細菌並利用它們開發新抗生素的最佳機會之一。
對奇普瑟姆來説，尋找完美的洞穴是一段漫長的旅程。1970年，她出生於泰國的納空薩旺(Nakhon Sawan)，父母都是小學老師，她把自己對生物學的興趣歸功於父親。“他在我11歲的時候從大學畢業，獲得了生物學學士學位，”她解釋説，“他常常帶我去採集樣本，我開始為此而着迷。”
圖示：從左至右，來自洞穴鐘乳石的未處理樣本，採集的細菌，奇普瑟姆實驗室牆上關於洞穴細菌的照片
1992年，奇普瑟姆在泰國北部的昌邁大學(Chang Mai University)完成了自己的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本科學位，開始與富田扶桑(Fusao Tomita)一起工作。富田扶桑曾是日本第三大製藥公司Kyowa Hakko的研發部主管。在富田的指導下，奇普瑟姆將她在碩士和博士進修期間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從真菌中開發新的抗真菌藥物。
在完成博士學業後，她於1999年回到泰國，繼續在昌邁大學工作。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地球微生物學和生物學專家戴安娜·諾瑟普(Diana Northup)撰寫了一篇有關洞穴細菌的文章，這説服了奇普瑟姆轉向極端環境中的微生物研究。她解釋説:“我想如果我進入一個更極端的環境，我就會有更好的機會去發現新的東西。”
最初，奇普瑟姆搜尋極端環境中微生物的工作把她帶到了泰國南部的紅樹林沼澤地帶。但她有一種預感，自己在尋找洞穴時會更幸運。唯一的問題是，大多數可以進入的泰國洞穴都向遊客開放，都是修築了水泥路面、有人造燈光並擺着佛像，更不用説每週有數十人徒步出入。換句話説，這與那些稀有而獨特細菌習慣於生長的原始環境正好相反。2001年，她和丈夫喬·多布森(Joe Dobson)一起搬到了他的家鄉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次年在湯姆森·裏弗斯(Thompson Rivers)開了家公司。
十年後，她發現了她可以稱之為完美洞穴的東西。奇普瑟姆和她的同事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中概述了他們的初步發現，報告了在鐵幕洞穴中發現的100種細菌。其中12.3%是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全新的細菌。迄今為止，其中兩種已被證明對抗多重耐藥微生物菌株是有效的。
早春時節，我坐在一輛卡車的副駕駛座上，羅布·沃爾(Rob Wall)開車帶我們穿過奇裏瓦克盆地(Chilliwack Basin)偏僻的鄉間小路前往洞穴。一望無際的樹林從兩旁延伸開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隱藏在森林深處的巨大地下洞穴網絡。
在充滿生命的森林深處，長滿青苔的土丘一側有一扇一米寬的金屬門，就像某種蒸汽朋克時代霍比特人所居住的洞穴。只有沃爾和斯托羅辛斯基能夠帶人進去。一旦大門打開，你將下降10米(從一對兩端相連的梯子)進入地球的內部。在那裏你會發現半公里長得蜿蜒曲折石灰岩隧道，以及地下水池、幽閉的裂縫和天花板上懸掛的石筍，黑暗是這裏的主人。
作為CRVC的一員，現年四十多歲的沃爾是鐵幕洞穴的管理人，與政府合作控制通道。它的確切位置是保密的。而該地區的其他洞穴常常被週末遊客破壞，這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令沃爾大為懊惱。保護這種獨特的資源是關鍵，而鐵幕洞穴設置的金屬門保護其不受上面世界的影響，進入者必須嚴格遵循滅菌程序，以防止探洞裝置和科學儀器污染被隔離的細菌。
如果進洞者當天已進入另一個洞穴，則需要使用經過淨化或全新的探洞設備。這是為了防止有機物質的交叉污染，而有機物質的交叉污染反過來又會破壞洞穴細菌特定的棲息地，可能會破壞獨特的(可能有用的)細菌種羣。通常情況下，進洞者都穿着一次性的Tyvek工作服，然後設備都密封在塑料袋裏，並且在離開洞穴時噴灑消毒劑。最好穿橡膠底易清洗的靴子，在進入或離開任何洞穴前必須進行更換。當然，在採集樣品時使用的科學設備要麼必須經過消毒，要麼必須以前沒有使用過，並密封在包裝中直到需要時才拿出來。
斯托羅辛斯基帶領我們進入深邃的洞穴。他的工作是確保奇普瑟姆和她的團隊——以及洞穴環境——在樣本收集過程中的安全。雖然從技術上講，鐵幕洞穴並不像附近的其他洞穴那樣具有挑戰性，但洞穴內部也狹窄蜿蜒，需要有經驗豐富的嚮導來帶領前行。
斯托羅辛斯基和沃爾並不是唯一冒着生命危險尋找新細菌的洞穴探險者；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洞穴探險聯合會(BCSF)是該省洞穴探險者的聯合組織，該組織旗下的一些洞穴探險者冒險進入區域內的各個地下洞穴，為奇普瑟姆收集樣本。有一個洞穴處在灰熊的棲息地，所以需要洞穴探險者用直升機進入以避免遭到攻擊。另一種洞穴需要探洞者潛水進入——這是大多數微生物學家無法企及的技術壯舉。如果沒有這些洞穴探險家沒有報酬的辛勤付出，奇普瑟姆的研究就會停滯不前，而抗生素耐藥性的問題也會繼續不加控制地發展下去。
在我們呆在洞穴期間，斯托羅辛斯基帶領我們在低矮的洞頂下穿過狹窄的通道，並小心翼翼地不去觸碰那些古老的洞穴牆壁。他還負責維護引導我們穿過洞穴的發光帶條。偏離路徑太遠，不僅有損壞洞穴的風險，還會讓自己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在洞的後面，錐形小徑的邊緣有一個一米寬的大洞通向看似無底的黑暗。“它會一直通向地心，”斯托羅辛斯基半開玩笑地説。
有一次，為了給我們的團隊騰出空間，斯托羅辛斯基背靠着洞壁，一塊拳頭大小的鬆動石頭砸在了他的背上。雖然沒有受傷，規則要求他向我們發出危險警告，並下意識地離開了牆邊。幸運的是，洞頂完好無損。
距離奇利瓦克東北約25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叫做坎盧普斯的大學城。穿過伐木場，越過需要給汽車加防滑鏈的埡口，以及被遠山環抱的半乾旱草原就到了這裏。從2002年開始，奇普瑟姆就在湯普森裏弗斯大學科學大樓三樓的一個L形小實驗室裏工作。
奇普瑟姆的實驗室裝飾着放大的洞穴細菌黑白照片，就像粉筆上的灰色小頭。沿牆是一組不鏽鋼材質的生物安全櫃，用於處理可能有害的洞穴樣本。空氣壓力、氧氣含量、光照和礦物質都促使細菌適應環境產生進化，但人們認為鈣離子對細菌DNA鏈的侵入可能導致最大的變化，這會迫使細菌在遺傳水平上做出適應，否則就會死亡。因此，奇普瑟姆將她的研究範圍縮小到了由碳酸鈣或硫酸鈣沉澱形成的石吸管洞穴沉積物。
奇普瑟姆使用鑷子或棉籤採集洞穴樣本，然後通過含有瓊脂的安全殼運送到實驗室，並保持在12°C的温度,模擬洞穴條件以維持微生物的存活。在本科生Richenda McFarlane和Keegan Koning的幫助下，奇普瑟姆嘗試在隔離培養基上培養這些細菌之前，先從洞穴樣本中分離出細菌——這是一個漫長而又遙遠過程的第一步。
但是，要想讓地下細菌在實驗室裏茁壯成長，必須精確複製它所形成的條件。用奇普瑟姆的話來説，這是“在黑暗中進行射擊”。
“我們不知道每一種細菌想要在哪種培養基上生長，” 奇普瑟姆承認。“我只能猜測他們喜歡什麼樣的生物、物理和化學因素，然後在實驗室裏試着去模仿。這永遠不會是100%的，我們經常會錯過很多東西。”
即使這種營養液被證明足以培養地下生命，也要等上很長時間。通常情況下，一些洞穴細菌需要2到8周的時間才能在實驗室裏生長。通過提供豐富的營養來促進洞穴細菌快速生長通常也不起作用。奇普瑟姆將這種方式比作“把沃爾瑪超市堆在它們頭上”。“畢竟在洞穴裏，沒有光線，他們獲取的僅有一些有機物質要麼是上方滲出的水，要麼是其他方式。洞穴細菌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這種環境。”
如果奇普瑟姆的團隊能夠分離出這種細菌，並且它的代謝產物顯示出開始生長的跡象，那麼就必須通過基因挖掘技術來對細菌基因組進行測序。然而由於資金緊張，奇普瑟姆所在的實驗室沒有能力進行這種實驗。其與遠在4300公里外的渥太華大學化學和雙分子科學系合作。在那裏，生物化學主任克里斯托弗·博迪（Christopher Boddy）和他的博士生傑西卡·戈斯（Jessica Gosse）正在細菌中尋找一種與抗生素相關的遺傳模式，這種遺傳模式在過去曾被成功用於醫療。如果他們發現了這個序列，他們就會評估細菌對多種病原體的抗生素活性，並試圖更好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與Ann合作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我們可以在技術上互補，” 博迪解釋説。“她是一名出色的微生物學家，在培養細菌方面有着一流的技能。我的實驗室本質上更具分子特性。我們在這次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是測序Ann發現細菌的基因組，並利用基因組的信息來指導我們發現新的抗生素和抗真菌藥物。
遺憾的是，對於博迪的團隊來説，研發新型抗菌藥物的任務已經具有個人意義。去年，戈斯失去了一位朋友，原因是患上了一種耐抗生素的細菌感染。
迄今為止，奇普瑟姆和她的湯普森裏弗斯大學團隊已經在鐵幕洞穴中發現了100種新的細菌分離物，但目前只能對其中最有希望的兩種進行研究。“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策略,” 奇普瑟姆嘆了一口氣。“我沒有足夠的學生或資金來進一步研究這種細菌。我們必須重點關注那些具有良好殺滅能力的細菌，並且是最穩定的。換句話説，每次我對其進行培養它們，都需要產生有用的代謝物。
然而，儘管奇普瑟姆尚不確定它們的用途，但在當前的危機中，即使是兩種新的抗生素也似乎是一種有價值的援助。但是抗生素的開發過程遠不是那麼簡單。“可能需要10到25年的時間才能在貨架上買到一種新的抗生素，” 奇普瑟姆説。“你認為會有大型製藥公司會資助我們嗎?這是一項枯燥乏味的工作，而且是一種冒險。我們可能在洞穴中發現100種細菌，但其中一些可能對某些細胞有毒。有些可能會同時殺死太多東西。想想製藥公司以利潤為導向的本質。研發一種新的抗生素需要10億美元，而且每一劑抗生素的療程只有7到10天。從效益上講這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
儘管現實中存在奇普瑟姆的擔憂，但對新藥的研究還遠遠沒有結束。自2014年以來,創新基金會Nesta已經為對抗生素研究做出傑出貢獻的研究人員提供了高達800萬英鎊的獎勵。既然奇普瑟姆存在資金問題，為什麼基金會不給他們資助呢?
“實際上我們自己也存在資金問題，”Nesta挑戰獎中心獎項負責人丹尼爾·伯曼（Daniel Berman）解釋説。500萬英鎊的獎金來自私人投資者。其他300萬來自英國政府的英國創新計劃。因此，獎金僅限於在英國活動的機構。即便他們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提供資金，伯曼預測，另一個問題是，“資助者並不喜歡長期演技。如果你現在看看受資助藥物的渠道，重點是幫助那些已經發現了可能新藥的人，讓他們為臨牀試驗做好準備。
伯曼指出了AMR評論背後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的建議。奧尼爾提倡一種“市場準入獎勵”制度，即政府提供“數十億美元”的獎勵基金。這些資金將被獎勵給那些找到新抗生素的公司，從而讓公司以較低的價格銷售抗生素，而不是公司通過銷售每一種抗生素來獲得利潤。但是，伯曼認為，這其中也存在固有的問題。廣譜抗生素的廣泛應用只會導致同樣的問題：免疫系統不斷弱化，從而為新的超級細菌打開大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伯曼認為新的抗生素只能通過嚴格控制的處方來獲得。
即使在一個滿足所有這些條件的樂觀世界裏，為什麼説開發新的抗生素可能永遠只是一個臨時解決方案也另有原因。撇開極端微生物不談，對研究過的細菌進行基因控制是開發新抗生素的唯一可能途徑。這也是我們目前的做法。但這遠不可靠。“從1928年青黴素的引入，到1943年鏈黴素的引入，再到1980年代的達託黴素，通常在一兩年內細菌就會產生耐藥性，” 奇普瑟姆説。“歷史告訴我們，我們製造出任何藥物，細菌都將繼續存在，並將繼續流行。今天，我們的抗生素是對最初的核心抗生素的輕微改進。這就是為什麼藥劑師會談論青黴素G, K, N, O, V等等。問題是人們只能在抗生素完全失效之前不斷調整配方。”
儘管依舊面臨着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難，但奇普瑟姆和博迪仍然樂觀地認為，他們會在某個地方發現一種新的細菌，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幫助人類。至少目前來看，我們只觸及到了極端微生物的表面。
“任何環境都可能很有趣，” 博迪説。“我們的研究集中在從古代考古遺址到海洋等許多獨特的地方。我們能夠從海洋環境中培育出細菌只有15年的時間，而現在大量的新抗生素和抗癌藥物正在進行臨牀試驗。
奇普瑟姆仍然不知道能否在她退休前找到新的抗生素。她説：“作為一名母親，我至少會覺得我已經為我的兒子和未來幾代人對抗多種耐藥性感染盡了最大努力。”不管怎樣，她仍然充滿希望，解決全球日益嚴重抗生素危機的答案或許一直就在我們的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