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與時俱進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我們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論及其實踐，要以此作為指南和歸宿。

民族平等是我國民族政策的基石。不僅在法律和理念上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具體實踐中，還一直對各少數民族實施扶持照顧政策，從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為各民族一律平等奠定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當然，不能忽略的是，對少數民族的扶持照顧，也應該是與時俱進的。

舉例來説，不少少數民族聚居區都在偏遠貧困地區，教育不發達;一些少數民族，在使用漢語學習和表達時面臨一些困難，針對這種情況，在入學和就業等方面對這些少數民族學生作加分等照顧，這是合理的。但也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教育條件並不落後，一些少數民族學生自幼就在教育條件好的城市讀書，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一直在使用漢語和漢字。不區別這些情況，僅憑少數民族身份就得到加分照顧，反而會造成另一種不公平。

對少數民族的扶持照顧是為彌補歷史形成的少數民族的弱勢，但扶持照顧的目的是為了不扶持照顧，最終一律平等，誰也不需要特殊照顧。因此，對少數民族的扶持照顧政策不能一成不變，不僅要區別具體情況，還應根據發展情況逐年調整，比如加分多少，可以隨着少數民族學生從小學到高中的教育歷程逐漸遞減。這一方面是因應各少數民族隨社會不斷發展的現實，一方面也是給予各少數民族不斷奮鬥自強的動力，最終實現各民族全方位的一律平等，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共同發展繁榮。

我國的民族識別理論，是以“四個共同”為基礎的，即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的共同體”。以此為理論指導，自上世紀50年代後經過數十年的努力，識別確定了國內56個民族。

近70年來，隨着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交通和通訊的便利、商品和人員的流動，過去那種某一民族受條件限制集中於某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的情況有了很大改變。據相關數據：超過2000萬少數民族羣眾到東中部地區務工求學，約佔少數民族總人口的1/5。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區的少數民族已經超過少數民族總人口的1/3，也有內地人口流向少數民族地區，全國境內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普遍形成。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國家通用語的普遍使用，主流文化信息的廣泛傳播和傳承，也使國內各民族在“共同語言”“共同心理素質”上有了更多的關聯性和越來越明顯的共同性。

少數民族和主體民族在“四個共同”方面已經日益趨同，新的社會現實為民族理論的建構及實踐提出了必須直面的新問題：一些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在“四個共同”方面的差異越來越少，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區分？一些少數民族和主體民族在“四個共同”方面雖尚存差異，但趨同性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又該如何引導？是順應時勢不斷淡化差異還是人為固守甚至強化差異？

來自蘇聯的“四個共同”民族識別理論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其所依據的“四個共同”是不發達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低層次、小範圍的“四個共同”，其所識別出的“民族”，也就是在不發達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類似於“部族”的民族。新的歷史條件使“四個共同”有了更高層級、更大範圍的發展，民族識別理論相應地也應作出發展和創新。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民族識別”更要考慮的是在更高層級、更大範圍的“四個共同”中，人們的現實利益和未來命運。在現實中，人們正是以此緊抱在一起結為“命運共同體”的。我們所要鑄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這樣的“民族意識”，我們所要發展壯大的“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命運共同體”。

以中原地區為根基的中華民族不斷壯大，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影響源遠流長，是在中原地區的華夏民族和周邊各少數民族不斷交流交往和交融的過程中形成的，這是歷史的事實。社會歷史的發展形成了更高層次、更大範圍的“四個共同”，現實利益和未來命運促使人們要在新的基礎上構建“命運共同體”。我們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論及其實踐，也應順應這個歷史邏輯，促進各民族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不斷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作者是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