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洋：動輒制裁，美國傲慢過頭了

日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在一場公開演説中對國際刑事法院進行了赤裸裸的威脅(聲稱要動用多種嚴厲的制裁措施)。起因是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正在審查檢察官提出的一項申請，即對美軍事和情報人員在阿富汗戰爭中的一些行為進行正式調查。此事經多家美媒報道後，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

不得不説，博爾頓的演説充滿了美國式的傲慢霸氣、不可一世和咄咄逼人。連一些西方法律學者都對此覺得十分離譜，例如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律系教授凱文·海勒質疑道：這些聲明非常荒謬，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應該會對其嗤之以鼻。這種激烈言辭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國際法學界對美國政府破壞國際法治進程的批評態度。

美國曾於2000年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簽署了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但2002年小布什政府又撤回了簽署，當時牽頭美國撤回簽署工作的正是博爾頓本人。如何看待博爾頓代表美國政府的言論立場，筆者有如下幾點看法：

第一，威脅國際刑事法院是一種惱羞成怒的反映。早在2006年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即開始對阿富汗情勢的初步審查，每年都會發表審查結果報告，美國對此一直不滿。2014年，報告首次改變原來顧忌美方態度不直接點名的做法，明確提出美軍事和情報人員可能涉嫌戰爭犯罪。一旦進入實質性調查起訴階段，美國當然擔憂自己顏面無存。

第二，美國沒有資格充當法官去質疑一個國際組織的合法性。國際刑事法院本身也是依據多邊條約設立的國際組織，是獨立的國際法主體。同為平等國際法主體的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沒有資格凌駕於國際刑事法院之上對其合法性進行評判。國際刑事法院的職權範圍主要規定於經各當事國同意的《羅馬規約》，這是它的合法性來源。

第三，美國選擇性的適用法律反映其一貫的雙重標準。美國一些政客學者一直以不是《羅馬規約》締約國為由，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對美軍在阿富汗所犯的可能罪行行使管轄權，這其實是一種雙重標準。美國曾力主設立塞拉利昂特別法庭審判利比里亞前總統查爾斯·泰勒，但利比里亞並非聯合國與塞拉利昂簽訂的特別法庭設立協議的當事國。因此美國這種説辭明顯是在選擇性地適用法律。

第四，美國對本國罪犯的保護是對無辜被害者和倖存者的傷害，也是對基本人權和法治的破壞。其實美國當前的做法，恰恰背離了其支持國際刑事司法機構建設的歷史傳統。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曾大力支持盟國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爭犯罪的努力。無論是紐倫堡審判還是東京審判，美國在人類歷史上首批國際刑事司法機構的建設過程中都發揮了領頭羊的作用。

最後，國際刑事法院一直面臨着只審判非洲小國的輿論壓力，如果能對美國這樣的大國進行起訴會極大緩解這種壓力。“人類常識要求法律不應止於由小國民眾懲罰微小犯罪。法律必須覆蓋那些掌握巨大權力的人。”這是羅伯特·傑克遜經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面對其先賢，美國應當感到羞愧。(作者是國際法研究學者，武漢大學國際公法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