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助力供給側改革 新動能企業引領數字融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舉世矚目的高速增長。然而,近年來經濟增速開始逐漸放緩,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在此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旨在進一步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過去,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要素和投資驅動,但隨着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環境形勢逐漸惡化,傳統的動能難以持續推動經濟增長。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在長期,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的動能主要來自技術進步。尤其是那種可以提高所有生產環節效率的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例如,前兩次工業革命依靠蒸汽機和電力,實現了全球經濟的飛躍式發展。而如今,信息技術扮演着類似的角色,特別是“互聯網+”這類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以其為依託的數字經濟,正在引領全球的經濟增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培育數字經濟這類新動能。作為新動能,數字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因此,闡釋數字經濟,並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科學度量,對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重大。
什麼是數字經濟?
從網絡平台約車,到在線訂餐聚會,這樣的場景在10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現如今,人們只需一部智能手機就能輕鬆搞定衣食住行,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信息技術革新帶來的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90年代,1994年,美國人Don Tapscott出版了一本題為《數字經濟》的書,其中描述了計算機和互聯網革命對商業行為的影響、對產品與服務被創造以及銷售的方式的影響。在此之後,學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也對數字經濟做出過相應的闡釋。
結合既有的觀點,可以將數字經濟定義為:由信息技術革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其包括內涵和外延兩個部分:從內涵上來看,電信、計算機、通信設備等信息技術相關的行業本身就是數字經濟的一部分;而從外延上來看,由信息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新商業模式,新生活方式,以及人們所獲得的更多效用,都屬於數字經濟。例如,網絡約車、無人駕駛、工業生產中物聯網的作用……這些行業可能本身並不直接隸屬於信息技術相關行業,但它們的興起卻實實在在地產生於數字經濟的土壤中,這部分經濟,被稱為數字經濟的外延。無論從內涵還是外延角度,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需要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作為新動能,不僅能直接驅動經濟發展,還能創造出新業態、新模式,並以此來改造傳統動能。
如何度量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的定義雖然清晰,但在實際操作中,其邊界卻是模糊的。如何度量數字經濟發展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傳統度量數字經濟的方法存在如下缺陷:首先,使用的指標絕大多數來自事後觀察,難以為實際政策操作提供依據;其次,這些指標幾乎都是排序指標,難以清晰地展現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最後,這些指標往往使用更新頻率較慢、粒度較粗的國家年度數據進行指數構建,缺少對大數據的利用,在廣度和頻率上都略顯不足。
由財新數聯發佈的《中國數字經濟指數》(DEI),在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數字經濟的定義,重新設計了數字經濟的度量方式,使用了全樣本大數據,不僅能夠合理度量由信息技術革新驅動的經濟增長。,而且有着政策指導意義。中國數字經濟指數主要由數字經濟產業指數、數字經濟融合指數、數字經濟溢出指數和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指數這4部分構成。
數字經濟產業指數表示大數據產業、互聯網產業和人工智能產業這些信息技術相關行業本身的發展狀況。例如,擁有計算、存儲、網絡等完整新IT基礎架構提供能力,以及雲計算、大數據、網絡安全與物聯網等數字化解決方案的企業能夠推動當地信息技術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致力於成為數字化解決方案領導者的新華三集團,便是這樣一家企業,隨着新華三集團以及它在全國各地的分公司自身業務的蓬勃發展,可以提高當地的數字經濟產業指數,代表着數字經濟新動能自身的壯大。
數字經濟融合指數代表數字經濟與工業、商貿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等傳統行業的融合狀況。例如,紫光雲引擎公司引入專業的數字化解決方案,打造紫光工業互聯網平台UNIPower,建設了蘇州工業雲,助推蘇州萬家企業上雲和智能化改造,為工業企業提供協同製造、服務性製造、 C2M等創新能力,使其成為助力中國製造2025推進的創新組織。為挖掘多年積累的大量病例數據的寶貴价值,構建“數字智慧醫療”研究與服務,河南省人民醫院定製了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實現病例秒級定位,電子病歷結構化,創建疾病數據倉庫與疾病模型,並用人工智能輔助診斷研究,確診率提升至90%,不僅便利了醫院信息中心的工作以及臨牀醫生的學習研究,同時促進了醫療大數據健康生態系統的構建。以上案例都是數字經濟新動能對舊動能的升級改造,它們都能夠提高當地的數字經濟融合指數。
數字經濟溢出指數表示數字經濟對傳統行業的溢出效應大小。以油氣行業為例,據估計,2016至2025年間,數字化戰略有望為整個油氣行業帶來1.58萬億美元的新增價值,越來越多的油氣行業巨頭在市場供需變動的驅動下將變革關注點投向了數字化轉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一馬當先,打造了一個覆蓋全球化佈局的海油雲管理平台,不僅解決了200多家下屬企業的一體化雲管理需求,更為集團節約了超過30%的成本,業務上線週期也從數月縮短到數天乃至數小時。其以提高數字經濟利用率的方式來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的做法是數字經濟新動能對舊動能的拉動效應較大的典範,能夠提高當地的數字經濟溢出指數。
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指數代表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整個實體經濟的撬動能力,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新動能帶動經濟增長的效率。假設A和B兩個地區的數字經濟產業、融合、溢出指數相同,但A地區的數據資源管理體系、互聯網基礎設施和數字化生活應用普及程度高於B地區,那麼不難想象,A地區的數字經濟利用能力將遠好於B地區,此時同樣的數字經濟,在A地驅動的經濟增長也會大於B地。
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
“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數字經濟迅速發展,數字經濟指數從2016年1月的100上升到2018年7月的363,增長了363%(圖1)。這表明,近年來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蓬勃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是由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發展帶來的。如圖2所示,得益於《“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等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持,數字經濟產業指數從2016年1月的100上升到2018年7月的314。而在數字經濟融合、溢出和基礎設施方面,還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以更好地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地區間展開新動能競爭 中西部省份呈現趕超態勢
進一步地,從省級數字經濟指數的絕對值來看,2018年7月,我國數字經濟指數前5的省份分別是廣東、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圖3)。得益於良好的基礎設施、企業基礎和政策引導,東部發達省份是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引領者。
過去四十年,地方政府間的GDP錦標賽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然而,在“新常態”下,傳統產業的GDP競爭已面臨瓶頸,此時地方政府間的經濟發展競爭的重心逐漸轉向新動能的競爭,在新動能的競爭中,數字經濟錦標賽愈發重要。從圖4中可以看出,在2017年,中國各省份之間的數字經濟錦標賽非常激烈,數字經濟指數絕對值越小的省份,其數字經濟指數的增長率越高。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省份對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省份有趕超趨勢,未來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果可期。
可以展望的是,未來,以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為依託的數字經濟新形態,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中堅推動力量。在此過程中,致力於在信息技術的底層領域深耕並能向其他產業擴散的巨頭企業,將會在結構性改革中起到關鍵的引領作用,以紫光旗下新華三集團為代表的新動能企業,率先發力,不僅在ICT架構和雲平台與雲服務這些基礎通用技術上深耕多年,如今也不斷向大數據、物聯網以及綜合性全棧式雲平台等方向發展,尤其是為製造業和公共服務業等傳統企業提供的整體性數字化解決方案,極大提升了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效率,引領着中國數字經濟的融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