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培松：美單邊主義重錘敲醒日本

日本是個思想固執的國家。19世紀末與20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們那些“思國深切”的理論家認為，日本只有通過戰爭才能求得生存。戰後精英們又形成了長期的共識：除了日美同盟，日本沒有別的出路。日本的對外政策常常為這些固化的思想所苦。

但是，日本也有敏鋭地覺察到歷史趨勢，毅然走在時局變化之前的先例。鴉片戰爭中英國打敗清政府，日本提高了警覺。1853年，美國軍艦開進日本要求開放國門。全日本都反對與美國締結通商條約，開展了將外國軍隊趕出國去的“尊皇攘夷”運動，迫使將軍們還政天皇，開始了明治維新。這一重要的變革，遂成為近代日本民族主義的開端。如果不是先於其他國家成功地培育出了民族主義，日本就不會例外地成為亞洲19世紀的強國。

今天，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正像重錘一樣敲打日本，日本的對外政策似乎又有了覺察到危機後進行變革的積極取向。其重要的表現就是中日關係近期的走向。

一段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尋求和中國“解凍”此前冷淡的關係。對於安倍首相即將訪華，日本媒體評論認為，這是日中領導人實施的戰略性接近。在美國越發“敵視”中國並爆發嚴重貿易衝突的背景下，日本向中國靠攏，的確顯示了驚人的事態發展。而筆者認為，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體現着日本的需求和它對於改善雙邊關係的強烈願望。具體説來，是下列因素促成了日本的轉變。

第一，美國退出TPP並向日本加徵關税，説明日本對日美同盟關係的影響力越來越弱。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日本參與和積極推動的雄心勃勃的貿易政策，也是日本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決然退出弱化了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和影響力。

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後，日本政府在外交上跟隨美國腳步，希望在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中安穩地生活。但是特朗普政府強調美國優先，頻頻“退羣”，這讓日本對原來的外交策略產生了懷疑。特朗普政府是不是將強迫日本完全順應美國的國家利益呢？東京迄今未能從特朗普那裏爭取到鋼鋁關税豁免，日本已經感受到，跟着特朗普政府，外交道路會越走越窄。

第二，日本對“日美安保同盟”的認識發生了動搖。安保同盟是日美關係的核心，戰後70多年來，日本從上到下一直抱有“美國一定會保護我們”這種幻想。所以當特朗普説出 “自己的國家，自己去保衞”以後，日本頓時變得手忙腳亂。尤其是日本看到敍利亞局勢逐漸被俄羅斯所掌控，美國只是駐足旁觀。如果美國認為，自己不應在中東和歐洲扮演警察的角色。那麼日本就有理由認為，美國對其在亞洲實力的持久性也產生了懷疑。

第三，日本經濟越來越依賴本地區的發展。曾認定中國是主要威脅的野田政府，當時以經濟為武器警告：中國經濟會因與日本的爭端惡化而蒙受損失。現在，隨着雙方經濟日益拉開距離，日本無法再以經濟要挾中國了。

如今美國已不再是支撐亞洲增長的主要力量，東亞和東南亞面向美國的出口，佔比已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35%，降至2016年的15%，因為亞洲內部的貿易增長迅速。與此同時，東盟十國和中日韓等六國正在談判的RCEP，一旦達成共識將會形成覆蓋全球一半人口，三成經濟總量的超級自貿區。日本當然會認識到，日本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東亞國家的廣泛合作。

第四，以民主為追求的外交目標失敗了。安倍是以外交作為主戰場的政治家，他一直倡導價值觀外交。然而在他任內，西式民主正經歷最嚴重的挫折。日本已經認識到價值觀外交的侷限。

日本目前還需要美國的“監護”。其中一個原因是根深蒂固的親美院外集團，許多日本政客看不到除了日美同盟以外的其他選項。安倍政府目前採取的做法，一方面展現對日美同盟的絕對忠誠，另一方面在一系列重大領域實行獨立方針。日本實行戰略變革的步伐擬或越來越明顯。(作者是江蘇連雲港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