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身份政治讓美國走向“部落化”

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還有不到兩週就將上演。目前觀察，民主黨持續保持一定優勢，但其掀起的“藍色浪潮”到底會有多大實際影響才是問題關鍵。如果細緻剖析這場所謂的“藍色浪潮”，其中關鍵動力卻是如今在美國政壇上炙手可熱的概念，即“身份政治”。

根據近些年的一般經驗，在中期選舉年中製造翻盤浪潮的“驢”或者“象”都會適時提出某些全國性的競選政綱。有趣的是，今年民主黨陣營卻並未拿出一個指導全國選戰的政治綱領，他們這一次的特別安排是“改頭換面”。根據相關統計，在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和州議會層次上的民主黨提名人中，白人男性比例均歷史性地低於50%;而民主黨在國會兩院議員和各州州長位置上提名的女性候選人數量也分別刷新紀錄，是美國有史以來任何政黨在這些職位上提名女性參選者最多的一次。換言之，民主黨在2018年的“秘密武器”就是女性與少數族裔候選人，進而給自己身上貼滿“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標籤。

民主黨的“身份攻略”，大概與針對2016年大選的痛定思痛有關。要補足失去藍領中下層羣體的政策短板顯然難以一蹴而就，而抬高女性和少數族裔羣體的投票率被認為相對而言還能很快達成。民主黨催票的着重點顯然是年輕、女性、少數族裔這三個維度多重組合下所劃定的、原本投票率相對較低的羣體。這種希望快速見效的策略從根本上反映出一個殘酷的現實：民主黨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的某種優勢，絲毫不能作為判斷其可以在2020年依舊得勢的指標。因為如今的民主黨並未聚焦在如何拉回至關重要的藍領，而是在候選人以及選民多元化的路徑上越走越遠。這種選擇一定是決定性的，關乎美國政治生態從極化走過碎片化、最終走向“部落化”的前景。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作《身份：尊嚴需求與怨恨政治》雖然在問世之初就遭遇了理論與現實層次上的挑戰，但書中關於“身份認同”渴望的描述的確可以理解民主、共和兩黨的行為邏輯。在經濟全球化與科技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人們似乎可以擁有標準化的物質條件，但卻逐漸失去自我特性。在網絡時代裏，任何一個普通人似乎都可以享受到互聯網普惠的福祉，但其前提是他們必須越來越依賴於網絡，且這種依賴也並未在現實中改變絕大多數人的境遇。在自我存在感逐漸崩塌的前提下，經濟與社會政策層面的不公正導致更多的被歧視感、被忽視感以及被邊緣感，特別是原本就處於權利弱勢的少數族裔、女性以及在經濟全球化中遭受一定影響的藍領中下層羣體。

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對藍領的關鍵依賴，也是一種“身份政治”的體現。而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民主黨能夠強化的身份標籤自然就是女性與少數族裔。當政治以身份分野，其本質就是固化與碎片化同步的過程。

特朗普對藍領中下層白人羣體的身份吸引，還具有一定的階層成本，未必徹底封閉。而民主黨如今的“身份政治”卻全然依靠幾乎無法改變的一些標籤來實現動員。當性別、性、種族、族裔、來源地等作為政治立場站位的標籤，“驢”、“象”兩黨就只是平衡不同利益，無法有效整合利益，而這些需要平衡的利益分佈構成一種“部落化”現實。

在“身份政治”主導下，為維持或者吸引某些部落化羣體的關鍵支持，不管是哪個政黨主導，美國政府都可能選擇推進只符合該羣體利益的內外政策議程。在現實中最大的體現是，民主黨在少數族裔羣體的支持下繼續在放寬移民政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而如今在美國要拿到白宮寶座必須握住的藍領票，也驅使兩黨不約而同地快速回應該羣體利益，哪怕是效果短視的政策整合，其表現不但是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貿易大棒”，也可能是民主黨未來掌握國會乃至執政後針對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重操舊業，甚至在民主黨所倡導的貿易保護當中，也勢必加入被忽視羣體對規則與權利的渴望感。就這樣，在選舉政治扭曲之下，美國國家利益被解構為不同部落化羣體眼中的國家利益錯雜組合。而當美國的對外政策已經更傾向於國內某些特殊利益時，與美國打交道就成為一件全然無法用國家理性來思考的事情。

這樣看來，一場中期選舉的成敗甚至2020年大選的勝負都已變得不那麼重要。因為任何美國政治人物為保持政治存在，都不得不捲入追求和強調身份認同的政治洪流當中。從這個意義上講，2016年美國《時代週刊》封面人物“美利堅分眾國總統”也算恰如其分。部落化的國度，自然“分眾”，而“分眾國總統”也不會只有這一個。(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